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和儒学作用的讨论近况 [复制链接]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和儒学作用的讨论近况
周溯源
现代新儒学是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出现的。其代表人物，２０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３０、４０年代有冯友兰、贺麟，５０年代后有唐君毅、牟宗三。他们重构儒学的体系宏大，但其成效甚微。到了８０年代，新儒家的第三代传人，如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积极活动于亚洲与欧美、大陆与港台之间，四处讲演、诠释，扩大了新儒学的影响，使之成为２０世纪的一大思潮。
１９８５年，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在我国引起了重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来我国宣讲儒学发展问题。他认为，由孔子到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理学为第二期，现在已转入第三期。他以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腾飞为例，向人们论述儒学的现代活力。杜维明的观点引起了较大反响，一时间儒学的过去与现在，儒学与现代化，儒学与东亚文明等等成为理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现代新儒学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学者们认为，“忧患意识”是它的理论出发点，“返本开新”是其建构文化理论体系的方式和手段，再度光扬儒学是其追求的目标。它影响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在于它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第一，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现代新儒学强调要珍重传统，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他们既反对全盘反传统，又反对一味崇扬传统。一方面不排拒西学，主张融合西学，另一方面对待传统的基本倾向不在“复古”，而在通过“反省”进行“重建”。
第二，挖掘传统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创新，使之与现时代对接，在现代社会中扎根。他们认为，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儒家的许多思想能够与现代科学、民主政治相联结。
第三，在探索中西学融合的途径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他们受过西方哲学思维的训练，主张“东西互补”，企图从认识论、价值论、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汲取西学之长。
第四，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具有顺应时代潮流而进的态度，具有比其前辈较为开放的心态。
但是，现代新儒学在构建中也存在着内在矛盾和根本缺陷，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中国文化本位和儒家本位说。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其二，道德至上主义和道德决定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缺陷，而现代新儒学也未摆脱这一传统束缚。
尽管如此，从现代新儒学兴起以来７０多年的历史来看，有两点受到了人们的肯定：第一，对民族、人类怀有挚热的“忧患意识”。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之后，如何重新寻找中华民族失落的精神家园，不仅对于我们民族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对世界文化也有普遍价值，尤其对于西方世界出现的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危机能够起到某些补偏救弊的作用。第二，献身于民族文化复兴，努力使中国哲学屹立于世界现代文化之林。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儒家成员胸怀中华民族必定复兴的信念，通过对中外文化的深层反省，创建民族化的哲学体系，在吸纳古今中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为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作了探索。他们的努力，对于纠正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增强港台和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感，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现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相比，新在哪里呢？学者们认为，现代新儒学具有自我批判意识，面对西学的挑战认识到传统儒学的不足，重视克服传统儒学的弊病，努力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
关于儒学的作用，即儒学能否促进现代化，近年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儒学能够促进现代化。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孔子已被国际社会推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享有崇高的声誉。儒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是中华文明的源流，它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思想对现代化有利：①“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有利于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②注重道德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人们的道德修养；③坚强的人格意识，比如“匹夫不可夺其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刚健”、“自强”等格言，能哺育众多英杰；④求知求真的价值取向，譬如“朝闻道，夕死可矣”，鼓舞志士仁人为真理献身；⑤儒家提供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是一个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系统工程。
第二种观点认为，儒学所存在的负面效应，应加以克服，儒学的负面效应的表现是：①过分强调人伦纲常，使得中华民族在生存意义和价值观上发生了惰性，比如：“安贫乐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温、良、恭、俭、让”等观念，阻碍人们开拓进取，大胆创新。②崇尚宗法等级，宣扬君权、父权的绝对权威，形成了唯上独尊、唯上是从、为尊者讳的恶习，这些糟粕至今还有影响，助长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和亲情关系网的滋生，阻碍民主与法制建设。③“重道轻器”，把种田、经商、作战以及百工行业纳入“小人为之”、“君子不齿”的下贱行业，将科技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这些错误观念阻碍生产发展与科技进步。④倡导的“中庸之道”，是使人不敢冲闯，影响革新的思想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