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邹韬奋诞辰一百周年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纪念邹韬奋诞辰一百周年
胡绳
邹韬奋同志是在本世纪３０年代的激荡风云中产生的一个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３０年代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国民党在３０年代开始的三年前，背叛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革命而取得了国家政权。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寄希望于这个政权，以为它可能带给中国以不同于北洋军阀时期的好局面，但是事实迅速地表明，这种希望完全落了空。国民党政权无力造成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因此它也不能使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贫穷落后，百业凋敝，一如既往。对外，国民党政权也不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有丝毫改变。在进入３０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公然攫取中国的东北，并且进逼华北。对于外来的武力侵略和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统治者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实行不抵抗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３０年代初，就其整体说，政治上还不成熟。它所实行的革命原则虽然是对的，但有些做法是错误的，“左”倾的指导思想使它继续走了几年弯路。经过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的长征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站稳脚跟，实行符合中国情况的一系列政策。它的力量虽然还很小，处境很艰难，但是它的政治影响不断地扩大。
邹韬奋生于１８９５年，在上海受过大学的正规教育，然后在上海的工商机关和教育机关工作。１９２７年，他主持《生活周刊》。当时《生活周刊》的内容主要是谈个人的修养问题，和读者进行生活、家庭、职业等方面问题的讨论，很少谈政治，在谈到政治时也无非是要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当时韬奋还说，“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有三件东西，一是统一，二是生产，三是国防”，这话其实是要求国民党政权做到作为一个国家政权最低限度所应该做到的事情。当时的问题是，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做不到这些最低限度应当做到的事？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些事？对这些问题在当时韬奋的看法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后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它是中国进步发展的障碍，如同以前的北洋军阀政府一样。但是在这时候，如果用革命的方法去扫除这个政权，那恰好给正在以全力准备吞并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有利的机会。当时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把民族的矛盾放在第一位，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第一位，在这前提下，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共同反抗侵略，也推动国民党统治者参加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这样不但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而且可以有希望通过救亡推进全民族的进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以后，就逐步地坚决地转移到这样的政策上来。这种政策的实施，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欢迎，也对国民党政权形成重大的压力。
经过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和１９３２年的一二八事变后，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逐渐地增加了议论政治的篇幅。他以朴素的语言说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所感所想。他揭示国家的危机，分析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让步。他的言论很明显是不符合国民党当局的要求，而为广大人民所赞成的。韬奋的特点在于，他明知有政治的风险，但绝不掩饰他觉得应该讲的话。他在言论中坚决表示，要救亡图存，不能依靠国民党当局，而要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在１９３３年，他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中，刊物被封，他被迫流亡国外。这时他并没有进行过什么政治活动，只是曾参加宋庆龄先生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他有个别的朋友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开始去了解共产党的主义、主张。韬奋靠自己的稿费在国外旅游二年，于１９３５年回国。这时正是日本侵略势力一步步深入华北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时候。韬奋继续经营进步的出版事业，同时参加群众救国运动。他所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在群众中倡导抗日救国的主张。在第１４期上，发表了韬奋的一个《启事》，《启事》中他庄严地声明说，“我深信只有大众有伟大的力量，只有始终忠实于大众，才有真正的远大效果，我个人无论如何必始终坚决保持这个信仰，决不投降于任何和大众势不两立的反动势力。”又过了半个月，这个刊物终于在第１６期上宣布被迫停刊。他又发表《启事》说：“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也就在这时，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这个党在中国政治上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开始把中国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中国共产党出现在中国政坛以后，除了有许多先进分子参加党以外，总是有许多党外的同情者。他们虽然不是出身于劳动阶级，但是同情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和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以各种形式帮助共产党，他们可以说是党的同路人。在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把它的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时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包括它的同情者的数量，都显著地减少了。到３０年代中期，党的中心虽然是在中国的西北角落里，但是它在全国城市中的影响大大地扩大了，同情它的事业和实际上支持它的主张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韬奋在这时成为党的积极的同路人，有重要的意义，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多年间以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办刊物，由于他在言论中表现出来的一片爱国赤诚，由于他坚守真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他受到众多读者的爱戴。他的读者不仅在国内，而且有海外华侨，他的杂志销售数最多时达到２０多万份这样一个在当时中国出版界空前的数字。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终于收到了实效。由于共产党坚持这个方针，由于全国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再加上国民党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出发而进行的利害得失的盘算，国民党承认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原则。韬奋和沈钧儒等在上海的七个救国运动的领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拘禁在监狱中，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被释放。
在抗日战争期间，韬奋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很高，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国民党地区内继续从事出版事业。由于他支持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国民党所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和他所办的杂志、出版社成为国民党统治者的眼中钉。在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０年间，他所主持的生活书店分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５０多个分支店，先后被封闭。１９４１年发生皖南事变，整个政治形势恶化的时候，共产党组织为保护韬奋，安排他离开重庆到香港工作。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由于国民党政府已命令它的特务系统搜索韬奋的行踪，在任何地方捉到他时“就地惩办”，所以韬奋不可能再回到内地的国民党地区。共产党组织帮助韬奋辗转到达共产党领导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但这时已发现他患脑癌。在艰苦的农村根据地无法进行治疗，只好把他送到上海。１９４４年，他在上海逝世，年仅４９岁。他的遗嘱中充满着对中国前途的希望，他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睹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的祖国与人民继续奋斗。”他要求参加共产党，在遗嘱中说：“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这个伟大的爱国者把加入共产党作为他一生历史的总结。
在３０年代以爱国救亡为主旋律的激荡风云中，出现了一批经过独立思考，把政治选择放在共产党方面来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本来都对社会做过有益的贡献，他们本来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国民党使他们失望，他们根据客观事实和自身的经历，终于确定了他们的政治选择。社会上还有众多的受他们影响的人，也随之而倾向于这种政治选择。邹韬奋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这就是为什么韬奋虽然死得过早，但是人民永远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纪念的原故。　（本文系《邹韬奋传记》代序言，本报有删节。该书为马仲扬、苏克尘合著，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最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