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发展理论在悄然兴起 [复制链接]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国外学术动态

　　西方新发展理论在悄然兴起
周穗明
发展是人类生存的永恒主题。人类的发展观是伴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演进的。当代社会目前正处于发展观急剧转变的关头。６０年代末以来，由于东西方冷战，南北冲突，环境污染，人类面临空前的发展困境，人们开始意识到：进步不一定带来发展，经济增长与富裕不一定带来幸福。尤其８０年代以来，生态危机的全球征候引发了人类对于自身发展危机的严肃思考。进入本世纪末最后一个十年以来，西方传统的发展观遭到了全面挑战。
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基本上是一种“工业文明观”和“工业实现观”，它以工业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是现代化实现的标志。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对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求。尤其是６０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强化了人对自然界的干预，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也加快了环境破坏的速度，迫使人类为经济增长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３年，美国人率先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ＧＮＰ为中心的传统的经济学发展观。８０年代末以来，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简称ＴＯＥＳ）创立了新经济学——“生存经济学”，它的经济发展观是所谓“持续发展观”。它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地球。ＴＯＥＳ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已使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走入绝境；新经济学所指的发展是有别于现行经济模式的“另一种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重视生态上的合理性，与自然协调的积极的发展；改革社会关系、经济活动及社会权力结构等。ＴＯＥＳ宣称：“生存经济学”是与２０世纪末期的科学、技术、价值和观念相一致的经济学方法。
西方传统的政治学发展观建立在力量与财富的基础上，以军力、国力、ＧＮＰ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和尺度，是一种以“实力”衡量发展水平的理论。它缺乏生态观念，基本上不考虑政治、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８０年代以来，所谓西方“绿色政治学”异军突起，它也就是生态政治学，是一种维护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稳定协调发展的政治学。它的发展观要求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放在重要地位，否定对自然资源和原料的掠夺，反对破坏性地干预自然界，主张建立一种立足于人类利益和全球安全的新政治思维。
在西方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对“现代化”理论的重新解说。狭义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于５０年代发展中国家寻求自身发展的历史性冲动之中。该理论遵从经典社会学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和“社会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把世界的现代化看作是“西方化”，特别强调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对社会发展速度的作用。７０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受到了拉美的“依附理论”和美国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挑战。“依附理论”认为，西方化的现代化发展其实是一个被纳入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不断依附化的过程。“世界体系”理论则强调，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不存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已经产生了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各国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想自己的未来。它们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方法和“西化”模式提出了批评。
自７０年代创立以来，西方对未来学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进步。７０年代，罗马俱乐部曾提出过“增长极限论”，它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的理论，谴责技术对环境的破坏，有力地批判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为人类认识未来与发展开辟了一个新角度。８０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学者开始了跨学科的研究，从经济、政治、社会和行政等多方面进行发展问题的探讨，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综合发展观”的出现。１９８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指出新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尔后，系统学家对发展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合作的新的发展主题，以及自然协调等发展新概念。概括起来，未来学的综合发展观，就是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自身内在条件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多方面因素综合的过程。
９０年代以来，西方未来学家提出人类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全球生态危机标志着旧的工业生产方式走到了尽头，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依靠土地种植和深挖地球资源，只有主要依靠挖掘自己的智慧维持。这将导致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人们称这种文明为发展的“生态化”。它的出现使人类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尺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种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价值取向、以生态学的系统观为指导、以人的智力资源（以及由此延伸的庞大的信息产业）为基础、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综合发展观”，正在西方悄然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