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傻支书”——绍兴县三位村党支部书记访谈录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可敬的“傻支书”
——绍兴县三位村党支部书记访谈录
本报记者郑梦熊袁亚平
金秋时节，记者访问了我国“百强县”第１０位的浙江省绍兴县。这几天县里正在召开各种干部会议，忙于传达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县委领导同志建议我们先下到村里看看，说那里有一批被人们称为“傻支书”的农村基层干部，品德高尚，事迹感人。
于是，我们走访了三个村。这三个村过去都很穷，后来“请”来了三位“傻支书”，几年时间面貌大变：村级经济连年大发展，农民年人均收入达４０００元左右，部分农民住上了面积二三百平方米、造价二三十万元的别墅式小洋楼。
下面是三位“傻支书”的谈话记录，请读者看看，他们究竟傻不傻？
张国祥：
不恋繁华大都市
甘回穷村苦创业
４０岁的东浦镇炬星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祥，是从上海“请”回来的。他说：
那是１９８３年，我是镇建筑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上海承包工程，手下有２０００多人。工程越搞越大，收入越来越高。后来我个人的年收入大约有三四十万元。我在上海造了五间两层楼，面积３００多平方米，住得舒适、宽敞；还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和两辆卡车，用得方便、顺手。妻子在身边，两个孩子在上海读书。收入多，生活好，我打算在上海长住下去。
有一天，镇党委书记来到上海，请我回村工作。我一听呆了，思想斗争交关激烈：一边是生活了１０年的繁华大都市，一边是生养自己的贫穷小村庄。是留，还是回？对自己是个不小的考验，一下子回答不出来。可是，镇党委书记不松口，又多次来上海，动员我回村把家乡建设好。最后我想，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决定。再说，我是本村人，已经在外赚了些钱，应该回去为父老乡亲办点事。
１９９２年６月，我低价卖掉了上海的一所楼房和两辆卡车，开着轿车回老家。到了村一看，比我想象的还要差：车路不通，自来水没有。房屋破旧，村干部无钱发工资。全村欠债７３万元，１８０多户人家９０％以上的都欠债。
我过惯了城市生活，乍一回村，真还不习惯。但我决心已定，再苦也要干。在回村的第一次党支部会议上，我对村干部说：“我既然回到村里当党支书，就甘心吃亏，第一年分文不取。”
接着，我个人还拿出了１０来万元，给村干部发工资，给村民还欠债，给银行还利息。我那辆桑塔纳轿车，无偿地给村里用，我还自掏腰包，支付司机工资和汽油费、养路费、维修费。
不发展经济，改变面貌就是一句空话。我通过各种关系，与杭州汽配厂联营办了一个汽配厂，与宁波皮件厂联营办了一家软箱厂。这两家厂总投资６００多万元，各方出资，亲友筹资，我个人又拿出３２万元，无偿供厂里周转。
村办企业越办越好，到１９９４年底，村里的工业产值达２３００多万元，利润达１０９万元。这一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３６８０元。
镇里根据经济效益考核，这两年要奖励我２０．３万元。而我这两年仅仅拿了２万元，其余全贡献给了村里。
有些人说我“傻”，付出了这么多，还不拿应得的奖金。我说，这是因为村里还穷。我如果拿１０万元，下面的干部就要拿５万元。我少拿，整个村可少付几十万元。这样，一是干部威信提高了，二是村民受益了，三是集体经济增强了。
我平时早上７时就上班，一天忙到晚，夜里还要开会商量工作。村里村外，大事小事，都来找我，酸、甜、苦、辣都尝够了。
你们问我为什么乐意这样干？人在世上，总要为人民做点好事。既然干了，就要干下去。钱多少无所谓，只要生活好过就行了。你能够真心为人民办点好事，人民世世代代会记住你！
孙炳浩：
不受高薪三十万
淡泊金钱身外物
齐贤镇珠一村党总支书记孙炳浩，是从镇办企业“请”回来的。他说：
过去，我在镇办企业当供销员，一年收入达２万多元。
而我出生的珠一村，穷得叮当响，村里５０％以上的农民外出拣破烂。这个全镇最落后的贫困村，被人称为“破烂王”。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镇党委书记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回村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我想想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光为自己，要“共同富裕”。我表示愿意回村。
可我的母亲不答应，说：“蛮好做人的，你不做！我不要见你了！”她见我一进门就骂，吃饭时也骂，骂得我抬不起头。我气得端起饭碗，躲到门外去了。
我回到村里，只见村办企业仅有的４台织机积满了灰尘。村干部没精打采，负债累累，工资全无。
我拿出自己的３０００元钱，先给村干部发了工资，又请回了小小织机厂的８名职工。我通过亲戚朋友，借原料，筹资金，让村办厂一天天热闹起来。
小企业变大企业，贫困村变富裕村。到１９９４年，村属小百花工贸集团实现产值２．２亿元，利税１８２０万元，被评为绍兴市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呢！村里人均收入，帐面上是３６３０元，实际上５０００元都不止。
再给你们说说一件事。
１９９３年上半年，湖南省一家化纤纺织联合厂派人到我村先后考察五次，在这里采购了生产设备，培训了技术工人。
没多久，湖南这家厂又来人，要以年薪３０万元，聘请我去办厂，还允许我妻子孩子一同迁去，转为居民户口。
他们再三动员我去，都被我拒绝了。
有人问我：“３０万元年薪不要，明摆着吃亏。你为什么这样傻？”
我说：“当干部如果一天到晚只想自己捞好处，企业办不好的。你个人赚钱最多，哪怕有一亿两亿，人死掉了，钱也没有用场。钱是身外之物，做人光为钱奋斗没啥意思，还是为人民做点好事最值得。我受党教育多年，就更要为村民富裕多努力。”
李柏松：
不当站长当村民
一心为农奔小康
马鞍镇寺桥村党委书记李柏松，是从镇农技站“请”回来的。他说：我原先是镇农技站站长，吃皇粮，“旱涝保收”，活又轻，责任也不大。
后来，组织上要我到寺桥村当村干部。亲戚劝我：“人家到处动脑筋，千方百计跳出农门，你有啥勿能干，偏偏还要回来种田？”妻子怨我：“有铁饭碗不捧，回来捧泥饭碗，真傻！”
我知道，自家的这个穷村只有一条旧航船，一家豆腐店，一家五金厂，人均收入才１００多元。
我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责任和大家一道，把寺桥的集体经济搞上去。
回到村，求亲告友，东拼西凑，集资办了土砖窑。后来办了水泥厂，再后来又办了建材、五金、轻纺、服装等１２家企业。
１９９４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２．５亿元，利税２５００多万元，人均收入超过４０００元。现在，村里已建造了一排排别墅式的新楼房。
我当过农技站长，懂得农业的重要。我提出要立足农业办企业，办好企业促农业。通过吨粮田建设，连续五年亩产超吨粮。近几年来，村里共投入２００多万元，用于农业设施标准化建设，使全村农田基本上达到田、渠、路、林相配套。还通过多方联系，寺桥村与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省农科院协作建立了育种基地，试种新品种、新品系。只要是农业新技术，就引进试验，全面推广。现在，我村划出５００亩耕地作为优质高产品种示范畈，辟出７０亩为良种繁育基地。
种田不能自由化。村里健全了农业服务组织，有良种繁育队、机耕队、灌水队、植保队、售粮运输队、肥药配套站，实行统一繁种、育秧、机耕、机灌、植保、开方配药和连片种植。这样，一家一户难做到的事，都解决了，全村没有弃耕抛荒现象。
我村先后被绍兴市委命名为“粮食亩产明星村”、浙江省农业厅评为“吨粮工程先进村”。
最近，我听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很受鼓舞。我们也制定了《寺桥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争取到２０００年做到：初步实现农田园田化、园林化；种子优质良种化；农艺技术轻型化；主要农事操作机械化；服务全程化、系列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综合经济效益。
我们下定决心：三年内争当“绍兴第一村”，五年内力争做“浙江第一村”。全村人共同致富，努力建设高标准的小康示范村。我是朝着这个目标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