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村支书 [复制链接]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神农之子

　　九亿农民的状况决定着中国的前程。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青年知识分子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磨合是一个耐心、细致而又艰苦的过程。请看——
硕士村支书
本报记者王慧敏
　　　　一
走进东北庄村，兜头碰上了一场豪雨。沿着坑坑洼洼的山道好不容易找到了村委办公室那间破旧的小屋，要采访的主人公村支书杨本伦却又不在——他带人闸塘坝去了。
等这位一身泥水、面孔黧黑、留着平头的小伙儿出现时，细细打量，他与沂蒙山区的其他年轻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不过他的经历，确实又很不平凡：今年３１岁，１９８６年考取山东曲阜师大政治系，毕业后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１９８９年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考试录用司任主任科员。然而，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他却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把自己的前程搬迁到了他人生的起点——沂源县石桥乡东北庄村。朱镕基副总理曾在他的请调报告上这样批示：“本伦的选择代表了一个方向。”
从权力和知识的高处，一脚迈进权力和知识的洼地，他是怎样考虑的呢？骤雨初歇，踏着泥泞的山道我们边走边聊。“我这样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在国家人事部的具体工作是负责乡镇合同制农民干部的考录招聘，这使我有机会结识了大批农民企业家，我发现，几乎每一个率先富起来的村庄背后，都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对照我家乡依然落后贫穷的现实，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带领家乡父老尽快过上好日子。读研究生时，我学的是国际政治，我认为中国的第一国情是农民问题，离开了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农村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瞭望哨和晴雨表。这就是我离开首都回农村闯荡的初衷。”杨本伦说。
“３年下来有何感想？”我问。他没有直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指着前方两条公路交叉处一片房舍给我讲了段“迁坟风波”。
　　　　二
东北庄村东南角，一条县级公路和一条乡级公路在此交汇，周围几个村的群众无论是进城还是进山，都必须在此处中转。这儿无疑是发展集贸市场黄金地段。但长期以来，一直无人敢在此地动土，因为这儿是东北庄村的族坟重地。
杨本伦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平掉坟头建集贸市场。尽管杨本伦先平了自己的祖坟，还是引起了一场干戈，冲突中杨本伦的头也被打破了。有人还把他从乡告到县告到省。
事实上，东北庄村虽小，政坛却一直就没有平静过。不同家族积世的隔阂，“文革”期间派系的残影，大包干后干群之间因集体资产流失引起的诉讼与反诉讼，使东北庄村“烟雾”腾腾。这一切，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村里人心涣散，公益事业无人过问，直到１９９３年，村民人均收入尚不足４００元。
“迁坟风波”，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注下，得到了妥善解决，１２０多座坟头平掉了，方圆三四十里的中心集市也建起来了。通过“迁坟风波”，杨本伦审视一下自己，也有吸取教训的地方：譬如急于求成，忽略坟地的伦理意义，没有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同时，他意识到，提高群众的素质、聚拢涣散的人心则是最迫切的问题。
他着手改组了村两委班子，将热心集体事业，愿意为群众服务，公道正派，没有私心的３名新人补充进班子，并发展了４名新党员，使班子焕发了活力。
杨本伦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调整土地。大包干当初，东北庄村的土地分为三六九等，每户都有点好地，也都有点坏地，人均８分多地，可能分散在８处。土地不搞集中连片，就很难发展高产高效农业。杨本伦决定把全村２０００多亩土地实行口粮田、承包田分开，连同荒山坡，集中连片分给农民，每户２—３亩，分完了５０年不变。
杨本伦的这一做法，尽管好处是明摆着的，但执行得并不理想。有的人在自己的地边栽上篱笆，不允许他人进驻；有的人只同意让出孬地而不愿让出好地。开春，别的村都在往地里运粪，东北庄村的田野上却冷冷清清。杨本伦急得嘴上都起了泡，但他没像上次那样简单化处理。他亲自拉起板车、并动员起党员干部往一户一户的地里送粪。诚心感动了大伙儿，杨本伦的调整土地计划得到了实现。
　　　　三
杨本伦说，有时候委屈得真想哭。自己掏出心来干，却得不到理解。譬如，山里饲草丰富，他想推广养殖业。求爷爷告奶奶贷来的买牛款不够，他又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和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钱亲自到鲁西南买牛，饿了啃两口干馒头，渴了喝几口凉水，困了也不敢离开牛群，３天３夜没合眼。谁知买回的牛却没人要。还有人说风凉话：“他种了几天庄稼？懂啥！”
然而，时间在为杨本伦说话。他迁坟建成的集贸市场，给山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十里八乡的货物在这里集散，四面八方的信息在这里汇聚传播。连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客商也常年在这里做买卖。更重要的是，商贸活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促使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调整土地之后，３０００多亩荒坡披上了绿装，全村共发展果园１２００多亩，人均达半亩果园。粮食总产量也比原来提高了将近一倍。
原先买回的２４头牛，现在已繁殖到７０头。７００元买进的，现在就是出价２５００元也没人愿意出手。那些当初没买牛的后悔不迭。
　　　　四
杨本伦的政绩，仅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意义不大。意义在于：他进行了新形势下知识分子如何与工农契合的探索。
杨本伦回首３年“村官”经历，对自己的心路里程作了这样的概括：“３个春节３种心态。第一个春节苦闷，第二个春节孤独，第３个春节平和。”
乡亲们现在是怎样看他的呢？不少人这样对记者感慨道：“现在看来，这娃子舍了京官来受这份苦，确确实实是为了咱。咱可得好好维护他。”
如此就说杨本伦已完全调适了周围的环境？却也不然。他说，到了基层工作，才真正体会到基层干部的难处：作为干部，上面的话不能不听，同时，和碰头打脸的乡民作邻居，他们的利益也不能不考虑。身处夹缝，确实不易。为了生存下去，他有时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妥协。譬如，一级一级贯彻下来的摊派和一些形式主义的达标竞赛之类，从乡民利益考虑，应该顶住，但他却无法顶住……
如何不被错误的东西同化掉，如何用先进的东西去战胜落后的东西，如何去克服缺点达到自我完善，杨本伦正在探索。我们拭目期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