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心血沥”——忆谷羽同志 [复制链接]

第10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两弹一星心血沥”
——忆谷羽同志
裴丽生陆绶观
１９９２年８月胡乔木同志《赠谷羽》诗中写道：“未得如君多建树。两弹一星心血沥，正负对撞声名著。”两弹一星是谷羽同志五六十年代在中国科学院担任新技术局局长期间的主要工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谷羽同志８０年代在中国科学院组织主持完成的国家重点工程，聂荣臻同志称之为“我国科学家继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之后的又一巨大科技成就”。
五六十年代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与谷羽同志在完成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工作任务方面长期合作共事，同感工作中的甘苦得失。谷羽同志过早地突然谢世，使得她原打算先整理乔木遗物，再总结自己工作的计划付于流水，不能不令人怅然。遗憾之余，谨以此文作为对她的深切怀念。
一
１９５６年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部署制订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谷羽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主动要求来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她先担任计划局副局长。随着国防尖端科研工作的逐步增多，特别是１９５７年１０月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竺可桢副院长和地球物理所赵九章所长、力学所钱学森所长都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制工作。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院党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科学家们讨论提出了发展人造卫星规划，并为此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为副组长的中国科学院５８１组和相应的３个设计院。面对当时空前的、复杂庞大的科研试制系统工程，１９５８年９月院党组决定成立党组新技术办公室，“负责有关卫星上天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帮助党组梳辫子，与各方面挂钩，掌握数字，具体工作仍由各职能局负责”。谷羽同志被选定兼任党组新技术办公室主任。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人造地球卫星工作的报告，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后，得到原则同意并决定拨款支持。这件事很大，但款项如何落实，党组派谷羽同志去办。她一次次地跑财政部，最后直接找到当时兼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同志，才有了肯定答复，从而拨给了２亿元人民币专款。确定重点建设０１０１和０１０２两个迫切需要的科研试制基地。０１０１工程主要是力学所和化学所从事高能推进剂配方组合试验和小型火箭发动机试车，后来还在核燃料后处理工艺研究、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试制和试验、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设计试制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０１０２工程专门负责气象火箭、探空火箭的设计、试制和试验，与５８１组和生物物理所等单位合作先后发射成功中国第一发气象火箭和第一发生物火箭。
中国科学院党组１９５８年５月向聂荣臻副总理提交了关于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请示报告，主要是为了培养世界上最尖端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干部。中央书记处６月２日批准，随即成立了以郭沫若院长为首的筹备委员会。当时想赶在学期开始前招生，而校址还没有着落，时间十分紧迫。院党组请谷羽同志想办法解决。她向杨尚昆和李富春同志求援，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办公厅很快把所辖玉泉路的一处房地产拨给了科技大学，国家计委则批准了所需增建校舍的应急计划。
二
１９６０年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使我国两弹研制工程陷入困境。面对压力，中央下决心自己搞。院党组坚决贯彻中央精神，集中主要科研力量加强国防尖端，并决定成立新技术局，归口管理全院国防科研的组织计划和条件保障工作。谷羽同志受命担任新技术局局长。院党组委托她代表科学院与军队和国家机关主管国防尖端各部门直接联系。
谷羽同志不负所托，很快与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同志、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主管国防尖端任务的范慕韩局长和章敬三局长等领导同志建立了对口联系。当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国防尖端各部门与中国科学院之间彼此了解很少。谷羽同志到处奔波，做了大量的沟通情况的工作，新技术局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也逐渐在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的有关活动、会议和计划中获得了相应席位。
新技术局刚成立，国家计委决定在物资分配体制中对少数主要承担两弹任务的单位给予优先保证，为此对这些单位指定专门的工作代号。谷羽同志作了极大努力，在范慕韩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下，新技术局被列为当时优先保证的首批五个单位之一，代号“０４单位”。物资“零字号”渠道的批准，对我院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和一系列科研工作从研究到开发的成功，起了有力的后勤保障作用。后来在基本建设和非标准设备加工等工作中，也都因为有了“０４单位”这个渠道而在国家计划中得到了更好的支持和安排。
谷羽同志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家，尊重科技人员的劳动，处处体现在她的实际工作中。新型材料和测试基地工作就是一个例子。聂荣臻副总理根据两弹研制的实践和国家建设的需要，１９５９年底向中央建议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材料科研和生产基地，并相应地加强量测和分析技术。中央批准并在国家计划中作为专案办理。我院有１０个以材料科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金属和化学方面的研究所，此外８个物理、电子、光学研究所也致力于相关的新材料研究。但当时认为解决新材料只要工业部门就行了，而在专案中对科研任务的安排和建设项目的分配没有考虑中国科学院。谷羽同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不公平，应该据理力争。在党组支持下，谷羽同志向有关主管部门反复汇报介绍我院各所情况，建议重视发挥我院各所力量的作用。国家科委一局主管新型材料专案的章敬三局长认为谷羽同志的汇报有道理，终于在计划中作了相应安排。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安排对新型材料研制和开发很有好处，科学院在高温合金、含氟高分子材料、航空胶片、航空煤油、贵金属材料等方面都作出了出色贡献。
尖端技术所需新型材料不断研究出来，但测试技术跟不上趟。特别是两弹专用、性能特殊的材料，测试方法本身就是国防机密，国外根本不发表。而科学院各所由于科研工作本身的需要，恰恰擅长测试原理和技术的研究，不但自身有着多年积累，而且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外最新趋势。谷羽同志认为这正是科学院的一种优势，完全有能力承担这方面的国家任务。在党组支持下，她主动向主管部门建议由科学院负责组织全国协作，共同解决新材料的测试问题，得到主管部门和各兄弟部门的认可。经聂总批准，新技术局受中央新技术材料小组的委托，会同军内外１７个部门及其所属１００多个基层单位，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在全国建立超纯物质纯度分析、高温材料性能、半导体材料及器件等２６个测试基地（中国科学院负责其中１４个基地的建设），并群策群力，制订了《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测试基地发展规划》，得到国家科委批准。据１９６２年不完全统计，各测试基地向国家推荐全国统一标准的测试方法２９９项，培训测试技术骨干１０００余人，为国防尖端工程和工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三
随着国防尖端科研试制任务的不断深入和加重，新技术局也发展成为有７处２室、从任务到条件“一条龙”管理的机构，成为党组领导国防科研的得力助手，也是各研究所与各国防部门对口联系的枢纽。在谷羽同志精心组织下，新技术局齐心协力，深入实际，解决问题，颇受基层单位欢迎。在此期间，谷羽同志有不少比较重要的工作和思想值得回顾：
（一）与国防工办、中央专委办公室的联系。
继解决“０４单位”物资分配计划渠道之后，按照党组要求，新技术局又争取了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列入军工口。当时罗瑞卿总参谋长兼任国防工办主任。在国防工办一次确定军工口基建盘子的会议上，罗总长听了谷羽同志的汇报后向与会各军工部门领导同志说：大家不要争了，科学院的投资就这样定了。
在科研任务的安排方面，谷羽同志在国防工办会议上反映，由于尖端技术是新事物，大家都没有经验，有的项目费好大劲做成功了，但使用单位却不要了，只能压在库房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罗总长认为这种情况应努力避免，当即要求与会各部门今后加以改进，再有发生要赔偿损失。
导弹弹体上用的微型计算机，当时有人不相信科学院有能力承担，而事实是科学院已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集成电路。谷羽同志为此亲自找专委办公室赵尔陆同志汇报，还把研制的集成电路拿到七机部、国防科委请他们看，请黄敞、吴几康等专家去当面介绍，谈了好几次，终于落实了任务。科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１５６工程处，组织有关各所通力协作，及时、出色地完成了研制任务。
（二）注意调研解决科研任务安排和协作中的政策性问题。
当时两弹任务保密制度很严，很多项目定为机密、绝密，加以科研工作安排既要考虑任务需要，也要考虑学科发展的连续性，开始时由于缺乏经验，有些不利于工作开展的矛盾如技术交底不够深入具体、不注意学科积累等，不时有所反映。谷羽同志把这些问题向国防科委，特别是任务提出单位七机部、二机部等部门的领导同志及时如实汇报。七机部的耿青局长和二机部的邓照明局长与谷羽同志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密切关系，共同分析矛盾，研究对策，采取措施，使双方基层单位的科研协作关系很快走上健康轨道，有力地促进了科研工作的进展。
对于“任务带学科”的提法，当时曾有过不少议论。谷羽同志与钱学森同志一起到大连化物所考察，特别是看了张存浩的固液推进剂及其燃烧机理的工作，认为颇有成绩和创见，“任务带学科”的提法是站得住脚的，但不排除学科发展对任务的推动。后来张劲夫同志加了一句话，成为“任务带学科，学科促任务”，就更完整了。
谷羽同志十分重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有一次局科研计划处了解到由于保密制度限制，科技人员承担国防任务不能发表论文，影响提职提级，谷羽同志立即向党组汇报，很快采取相应措施，并征得国防部门赞同，决定国防科研工作的研究结果，可以在限定范围内组织学术报告或工作报告，作为评职评级依据。这既有效地保护了科研人员积极性，又活跃了学术空气和技术交流。
（三）“一杆子”和“半杆子”的辩证法。
科学院的研究所在承担新型或特种材料、元件、仪器、装备等实物性研制任务时，在研究试制工作取得成果后，是把实验室成果提供给工业部门组织生产（当时称为“半杆子”），还是也可以自己扩大能力，或建立生产车间，进入批量生产领域，向用户提供小批量产品（当时称为“一杆子”）。谷羽同志出于切实为国防服务，也出于促进科学事业发展的双重心情，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确有需要又有可能创造必要条件，应该可以做到“一杆子”。她不只一次反映国防部门的愿望，说科学院的研究所好是好，水平也高，可惜往往“画饼充饥”，不能真正解渴。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所的情况来看，“一杆子”还是“半杆子”一般制约于主客观条件，特别是研究所党委书记和科学家所长的态度和决心。上海有机所党委书记边伯明同志和长春光机所王大珩所长由于对各自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有清楚认识，同时考虑到当时国内工业部门的实际条件，都比较坚定地主张“一杆子”。他们带领全所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创造出各种必要的试制和生产条件，分别在核工业所需若干新型高分子材料和导弹靶场电影经纬仪任务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两弹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基础。谷羽同志自始至终对他们给予了全力支持。现在回过头去看，有机所和光机所的突出成绩和对国防建设的贡献已经比较清楚，但在当时这种做法确实是有争议、有压力、也有风险的。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在１９６５年院党组给聂荣臻副总理的报告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即：“有研、有产”，“有零、有整”；对中试规模较大、需要大量生产的产品，做到实验室结果或适当放大试验为止，与产业部门实行“接力赛”；对需要量小、规格特殊、又急需的产品，要“一杆子插到底”，制出实用的产品，并可承担某些特定产品的批量生产任务。
（四）为科研第一线服务，为科学家服务。
作为新技术局局长，谷羽同志一贯要求全局同志深入科研工作第一线，与科技人员交朋友，了解科研工作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及时加以恰当解决或向上汇报。举凡科研任务安排是否恰当，协作关系是否融洽，器材供应是否及时，试验装置加工是否落实等等，各种影响工作进度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反映和处理。谷羽同志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用大量时间与各所联络，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谷羽同志党性坚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深刻的体会，能联系实际提出有效的解决各种复杂关系的具体工作原则与方法，在工作中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敢闯敢实践与及时总结经验相结合，完成国家任务与发展科学事业相结合，均处理得很好，为人们所称道。她在科学院担任新技术工作任务期间的精神风貌和卓越贡献，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