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韵悠长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学作品)
专栏：

　　余韵悠长
毕列爵
盼望了很久的《流风余韵悠长》，终于得到了。
这本小书给了我极愉快的回忆。
脑子里出现了许多人和事——都是活生生的。蔼然长者的朱自清先生——他本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但他既不过分客气地称我为主任或先生，又不摆架子直呼其名，而是和仍在联大教室里一样，称我为Ｍｒ毕，顿时令人感到亲切和自然。还有老夫子式的季镇淮；老拿着一个烟斗不放的王瑶；聪明绝世的大嗓门的汪?，他讲课时，隔好几间屋子都能听见，又爱和人争论；总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而颇有几分外国学者风度的吴其昱和严达；说话很少，十分严肃，学生见了就有点怕的戴寅；戴一副黑边眼镜，一口云南普通话的杨名聪；爱讲笑话的孙本旺；博学多才而又十分谦虚平易的徐孝通；个子特别高，因腰痛常用手捶自己的腰，坐着身子笔挺，学识渊博，深通中国的世故人情，常有很多中肯高见的张澜庆；还有一位年仅十来岁的小工人李自福，他负责上下课摇铃，但他好几次忘记了时间，头一次我用手揪他的耳朵，后来只要指指耳朵，他就明白了。学生就更多了。校园很小，学生每天上学、放学，上课、下课，总是吵吵闹闹，也许有人不喜欢，但老师们早已习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活跃和有生气。一个漫长的暑假之后。孩子们又来了，有的长高了半截，这是很平常的事，但看着令人高兴。我还有一样特殊经验：每星期六上午，教务处据教师送来的未交作业或作业做得太差的学生名单，把他们放学时出校门必须出示的名牌扣下。到下午放学时，他们一发现自己的名牌没有了，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一个个都静悄悄地集中到一个大教室去，我在那里看着他们补做作业。每个学生来交作业来了，我才把名牌还给他。这时，除了有的女学生，几乎没有例外，每一个学生都是大喊大叫，飞步跑出校门的。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人，每次我都和他们同样感到愉快。有一次我生病了，布告栏里照例贴出一张我生病请假的布告，我躺在床上，忽然听见外面学生们欢声雷动，互相传告：“好呀，毕老师病了呀，不上课呀！”对这，我一点也不以为忤，还感到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孩子们总是天真活泼的，又是坦荡直率的，他们并不常常用某种价值观点来看待自己的思想行为，而是毫不隐藏地表露出来，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真诚，自己内心并没有什么负担。这又常常是成年人，有时难于做到的，因此反而非常感动人。除此之外，每个学生还有自己的个性。许多老师，尤其是班导师，都十分熟悉自己的学生。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好几位老师别有风趣地在谈论高一班的学生时，都赞成各用一个字来评论三个突出的学生：认为江尔宏有“德”，周荣光有“才”，者承琨有“功”；因为江诚恳老实，周在学业上总是名列第一，者则沉着稳重，长于事务。对我来说，许多孩子的形象、动作、语言、笑貌，就好像电影一样，至今仍是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在我的脑中。我略一思考，他们就出现了。这常常给我以极大的愉快。
我常常想，尤其是在翻阅《流风余韵悠长》这本小书时：每个国家都要办教育，归根结底，办教育无非是“育人”，只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他自己的“做人标准”，即教育方针各不相同而已。但另一种现象也是常见的：在一个国家同时期中，同类学校培养出的人，并不相同。五华中学那时就有自己的特点。原因自然很多，但我感到最根本的也许就是他们的教职员和学生都有较好的素质。教师们除了各自学有专长，能胜任工作之外，来自当年西南联大的民主风气十分重要。这就是：对自己能够自重，尤其是能够尊重别人，包括尊重学生。从来没有人以为自己的专业比别人的重要，以自己在大学里曾经是高材生而轻视别人。尊重别人不是一种不得已的迁就，而是充分承认别人和他的业务与自己的同等重要。校长和主任首先是教师，是学者，不是行政领导干部。职员除了工作要听从上级外，其余一切都是与教员平等的。校长和主任在工作上总是支持和充分评价职员，职员也各尽其责，这是因为彼此都知道，工作都不是私人事务。具有这种共同认识的人常常都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这两者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学生也是如此，云南学生大都比较忠厚淳朴，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艰苦的生活也形成了他们的朴素的性格和作风。孩子们刚来学校，不一定都有什么很明确的学习和生活目标，有一部分也许是为了将来自己求职的方便。但大多数的学生在当时昆明的社会环境和教师们有声与无声的影响之下，除了能够刻苦学习外，都多少有了一个目标：有的后来在政治上走向进步，有的倾心于学术工作，更多的是在后来的社会条件下，能够兢兢业业地从事于自己的工作，作出了贡献，而不单纯是就业。我认为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这也不是任何一个学校所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