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遵义会议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遵义会议
黄允升
亲身经历“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和领导我们党实行第三次历史性伟大转变的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上郑重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１）我们党“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经验，从局部上，开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前期。从中国革命全局上，则开始于１９３５年１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一、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批判“左”倾教条主义
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革命经验，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抵制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教条主义，先在《给林彪的信》中批判从远方来的“形式主义理论”，后写专著《反对本本主义》。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境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而，却遭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否定和斥责，说这是“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经验”，并且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但是，毛泽东等一直坚持正确的思想原则，同“左”倾冒险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凡出席会议就发表意见，即使自己意见被否定也不屈服，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组织上服从，意见上保留”。
遵义会议召开前夕，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损失过半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逐步地战胜博古、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拨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一同宿营，以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同他们交谈党和红军问题，分析反五次“围剿”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很快为他们所接受。他进一步向周恩来等提出中央讨论红军失败的问题，同时特别注重调查研究。从红军电台破译敌台军令中掌握敌军部署和调动，判明蒋介石已经觉察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从搜集的敌伪报纸中得知黔军分派及“双枪兵”（钢枪和鸦片枪）无战斗力。这样，毛泽东在通道县举行的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改变博古、李德坚持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力主西进贵州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了转兵贵州的决定，当天由中革军委致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电：“继续西进”、“相继进占黎平”。中央红军攻占黎平后，中央政治局在此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方向问题。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继续西进的主张，进一步否定博古、李德坚持北上的原定计划，并且作出正式的文字决定。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思想战胜“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结果，不仅为中央红军拨正了航向，而且为遵义会议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直接的准备。
遵义会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着重批判博古、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在发言中，毛泽东和彭德怀等军事指挥员都指出：李德等不顾中国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实际情况，照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地战、堡垒战；并且只知道在房间里纸上谈兵，用地图、军事条令指挥战斗，既不考虑指战员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又不考虑是平地、山川或河流，还限定时间打仗，使前方指挥员一点机动余地都没有，当然是要失败的。这样的说理批评，得到与会者绝大多数的赞同，但也有个别同志用反批评的方式支持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说毛泽东打仗方法“也不高明”，无非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毛泽东批驳说：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么能照书本去打呢？我并不反对理论，理论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毛泽东在６０年代初回顾遵义会议时几次都讲到：当时，我实际只看了《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并没有看过；当场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这说明他以教条主义心态来推测别人而已，可见批判教条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和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等领导的遵义会议，就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问题的。在当时没有根据地、战争紧急的情况下，不可能通过几天会议全部解决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问题。只能对条件尚未成熟的政治路线问题暂缓解决，以便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也就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以保证中国革命从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二、确立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批判消极防御的错误路线
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从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还表现在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
博古主持遵义会议并作《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强我弱和各根据地配合不当等客观方面，为自己和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辩护。周恩来作副报告，批评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把自己摆进去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同时阐述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原则。用陈云后来的话说，“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２）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期的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３）他还以前四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解。张闻天、王稼祥等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发言，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对错误军事指挥的批评，并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获得了朱德、刘少奇、陈云等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张闻天受会议委托，主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定。这个决议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长期斗争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明确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４）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原因”；（５）而这种单纯防御理论，来源于对于中国革命特点的不了解。决议分析说，敌人第五次“围剿”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中央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针对敌军的这种战略战术，本应采取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基本战略战术来对付，即：“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６）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军事指挥者，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积极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样，就使得敌军持久战与堡垒战奏效，使得我们主力红军遭受损失，中央根据地越来越小，并不得不作战略大转移。
决议在批判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同时，充分肯定毛泽东在开辟中央根据地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成为党中央集体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决议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实行“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这为中国革命战争不断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独立自主地解决党中央组织问题，并开始实行正确的组织路线
遵义会议，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在此之前，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党中央的组织问题，尤其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的更替，都是根据共产国际指令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干预下解决的。撤掉陈独秀的总书记是如此，中共六大选举工人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也是如此，扶植王明上台主持党中央工作和决定博古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更是如此。遵义会议能够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党中央的组织问题，固然同当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有关，但主要的是我们党已经成熟，有可能正确地选择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即便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场，也毫不受影响，对于他的错误还要进行批评。
遵义会议所以能够顺利地解决党中央的组织问题，是因为中央政治局黎平、猴场会议作了很好的奠基。黎平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继续西进的主张，通过了正式的文字决定。会后，周恩来把“决定”译成俄文，亲自送给军事顾问李德过目。李德因自己北上意见再次被否定而大怒，对中央决定先到遵义地区发展大为不满。周恩来面对李德对中共中央决议的粗暴态度忍无可忍，也动了肝火，严厉地批评了他。博古知道此事后，对周恩来首次说，“不要理他”（指李德）。这样，在猴场会议决定中才有可能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做报告。”这在实际上，否定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之上的博古、李德把持的“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就开好了遵义会议。”（７）
遵义会议遵循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地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会后，过去一直受压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找博古谈话，要他接受同志们批评，承认军事路线错误，交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权力。博古开始时不承认军事路线错误，顶着不交权。根据遵义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的原则，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行动。毛泽东进入军事指挥小组，表明新的中央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遵义会议不仅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而且开始实行正确的组织路线。根本否定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彻底纠正过去对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一方面，对犯错误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批评，分清是非，并在组织领导上作适当调整；另一方面，又不只是单纯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博古虽然不负党中央的总责，但仍保留在中央政治局内，稍后分配担任中央红军总政部代理主任的领导职务，让他在工作实践中逐渐来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那些被“左”倾路线惩办、长期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住“招待所”的同志，理所当然地重新安排了工作。亲身经历遵义会议的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厉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８）
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党中央的组织问题，并不违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诚然，会议是在电讯中断而无法请示共产国际的情况下召开的，但会后中共中央派陈云等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在同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事实上已经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
　　　　四、正确的政治路线也已开始
遵义会议从稳定中央领导、团结对敌这个大局出发，只能暂缓解决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问题，并且在决议中还写着“是正确的”。这并不等于新的党中央仍要执行王明“左”的政治路线，并不等于正确的政治路线还没有开始。由于遵义会议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端正了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和军事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当然也就随之开始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经讲过：当时仅仅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了政治路线。
事实上，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立即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组织——革命委员会。并根据新区特点，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以往的过“左”政策：在城市，仅仅没收军阀、官僚、豪绅的财产，保护中小工商业，不乱派捐款；在农村，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斗争恶霸地主，分配浮财，而对富农则不搬动；特别注意吸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使得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新的党中央率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一直到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批判“左”倾关门主义，才基本解决王明“左”的政治路线问题。所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以上从思想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及政治路线四个方面，论述了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特别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对于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它以我党第二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载入了史册。
我们今天纪念遵义会议６０周年，要继承和发扬独立自主地应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优良传统，“走自己的道路”，以加深理解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注：（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３页。
（２）转引《遵义会议文献》第１３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第１版。
（３）《遵义会议文献》第６７页。
（４）、（５）《遵义会议文献》第３页、第２０页。
（６）《遵义会议文献》第５页、第２４页。
（７）《遵义会议文献》第６６页。
（８）《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２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