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怀念乔木同志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深怀念乔木同志
朱穆之
谷雨同志给我送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并要我参加不久将为此召开的座谈会。不料座谈会还未开，她即溘然随乔木同志而去，令人不胜悲痛。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是我早就渴望拜读的好书。得书，立即通读一遍。书中所述之事，都是自己经历过的，读来感到非常亲切。但是当时自己对这些事并不甚了了。书中提供了我原来完全不知道的许多重要情节，并作了许多中肯的分析。因此虽然是重温旧事，却得益匪浅。
书中特别谈到新华社部分编辑在西柏坡集训，自己是参加者之一，读后格外感到亲切。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无限神往。
关于集训，书中和一些同志的回忆文章已讲得很详细。我是后来才参加集训的。当时济南刚解放，我和其他两位同志被派去调查情况，回来后才到西柏坡参加集训。在集训前，我不认识乔木同志，只是到平山后，曾听到一位地方来的负责同志谈起乔木同志，他大概也是初次接触乔木同志，他对乔木同志十分推崇，认为有独到见解，与众不同。集训后，我才认识乔木同志，并从此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乔木同志说，西柏坡那段时间，很难得，为此后新华社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对我个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使我受益终身的打基础的时期。
集训就在乔木同志住的院内进行。这是一般老乡的住宅，正房中间两间是大家工作的地方，边上一间就是乔木同志的卧室，可以说是和大家终日厮守在一起。当时条件十分简陋，屋子狭窄阴暗，大家围着编稿的桌子是用木板搭的，坐的有的是大木头，点的是油灯。但是这时是大家精神最振奋、最快乐的时期。这时正是三大战役时期，捷报一日数传，胜利的喜讯使人无不眉开眼笑。而最令人激动的是看到毛主席亲自撰写的许多评论、公告和新闻。每收到一篇，大家争相诵读，对于那些气壮山河、痛快淋漓的篇章和许多惊人妙语警句，无不击节称叹，拍案叫绝。我从未看到过毛主席的手迹，现在不仅看到，而且差不多还墨迹未干，更是兴奋不已。这些稿件每一篇都给予自己极大的启迪和教益。
在集训中，另一件最令人感兴趣和得益的事是每晚的稿件讲评。每天发稿后，乔木同志对已发的稿件进行评论，指出稿件的内容和编辑工作中的问题，并讲解为何如此修改。他还要大家对每日未编发的各地来稿先印出清样、提出处理意见，然后乔木同志再作指点。这种讲评真是手把着手教。
乔木同志对于工作的严肃认真，也是令人无限钦佩的。那时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极深。大概是淮海战役以后，蒋军已处崩溃之势。有一晚外电忽传有一批蒋军飞机投奔我军，大家十分兴奋，立即上报中央领导同志。但随即发现不确。乔木同志十分内疚，认为太不谨慎，不应草率上报，立即向中央作检讨。这对我触动很大。像这样的事，照我旧日的想法，实在算不了什么，更不会想到还要作检讨。这件事使自己认识到，处在作为中央助手的新华社的工作岗位上，一言一行都对中央、对全国起着重要影响，不能有任何差错疏忽，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从此可说才知道写检讨，后来也确实写过不止一次的检讨。
还有一件事也对我教育意义很大。有一篇地方来稿，内容相当不差。我编后送给乔木同志审发。他看后把我找了去，严肃地批评我没有对稿中的语法错误加以改正。当时，有不少解放区的习惯用语，是很不合语法的，我已习以为常，并不在意。经这次批评后，我编写稿件时常常怕语法上出什么问题。乔木同志曾不止一次地说，毛主席对文稿中的任何问题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我也确实看到经过毛主席审改的稿子，改了标点符号。
在集训时期，我在乔木同志的领导下，可说受到了“三严”教育：在政治上极端严肃，在作风上极端严谨，在工作上极端严格。惭愧的是至今我也没有能真的做到乔木同志所要求的那种“三严”。
１９７８年，他在一次会上，作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讲话（后来在报上公开发表了）。当时虽然提出了要把全国的中心工作从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但是还很少有人如此系统地论述如何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思想。这个问题不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会落空。乔木同志尖锐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不会自动地保证经济迅速发展。并指出，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先进事物，“否则就要陷入爬行主义，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当然那时对于如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认识得深，但在当时能这样鲜明地提出这样的主张，这是要相当勇气的。
１９７９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乔木同志在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上就提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文革”时期叫得最凶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时还没有人如此鲜明地深入地批判这个口号。这在当时起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乔木同志１９８２年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讲话，修改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对文艺界的解放思想起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讲的，早已成为无可置疑的定论。敢于否定毛主席的论点，这也是如乔木同志自己所讲的，要“有这种勇气”，“忠于科学、忠于历史”的精神。
以上是我直接经历的几件事，说明乔木同志对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非常勇敢的，常常走在最前面。
同时，我也深感，乔木同志能非常勇敢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粉碎“四人帮”后，在几次右的错误思潮泛滥的时候，乔木同志都挺身而出，对这股思潮，抓住要害，从理论上、思想上给予深刻有力的批驳。这也是他被诬为保守“左王”的原因。
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对于促成邓小平同志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乔木同志是起了作用的。当１９８１年以《苦恋》、《太阳和人》为代表的一股错误思潮掀起的时候，乔木同志发表了《当前思想战线若干问题》的讲话。在新闻战线上乔木同志有力地批驳了“人民性高于党性”的错误观点。乔木同志这些及时的富有说服力的讲话，对我个人有极大的教益，对我的工作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乔木同志去世，是我国我党的重大损失，特别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损失，对我个人来说，更是痛失良师。
乔木同志病重后，我曾想去看望他。正好有事要到外地去，我想待我回来再去还不至于有什么问题。不想在我回来的前一天，听到了他逝世的消息，真是后悔莫及。没有能在乔木同志生前见上一面，这是我终生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