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的悲壮诗篇——评新编近代史京剧《甲午恨》 [复制链接]

第12版(周末)
专栏：舞台屏幕

　　爱国主义的悲壮诗篇
——评新编近代史京剧《甲午恨》
宋爱录
历史是无法淡忘的，尤其是一个民族被欺凌的历史就更加刻骨铭心。烟台市京剧团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京剧《甲午恨》，是对“甲午战争”１００周年最好的纪念，同时也为梅兰芳、周信芳１００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献上的厚礼。
应该说，将甲午之战演绎铺排成一个戏剧故事并不算难，然而要“第一次”在戏曲舞台上立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艺术形象就不那么容易了。可喜的是，编导者以穿透历史帷幕的洞察力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把握了那一时代人的思想观念的特质，又使自己塑造的人物为当今时代的人们所理解和接纳。《甲午恨》始终将怀有报国热忱和忠心的丁汝昌置于逆境之中，他三次冒死请战，都被李鸿章一纸“避战保船”的电令所驳回；决意抗击倭寇的丁汝昌与通敌卖国的牛道炳，一道圣旨下，前者被摘去顶戴花翎，后者反倒连升三级……面对国土的沦丧和自我的失落，丁汝昌依然勇于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可当他认识到清政府卖国投降的真面目后，他报国的壮志彻底破灭了，便服毒身亡。或许这正是他在国难中确认自己，在毁灭中实现自己，完成了他对人生和现实深切体味之后的某种彻悟。值得注意的是，该剧采用这种悲壮风格，是以丁汝昌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指归的，从而更便于昭示出清末的悲剧时代造就了丁汝昌这样的悲剧人物，而人物的悲剧心态和命运又强化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性。
编导者在颂扬丁汝昌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并没有讳言他对腐败无能的清王朝所存有的幻想，如他盼到李中堂电令的“惊喜”，在处斩牛道炳时的“香案接旨暂停刑”等。每每与朝廷旨意相左时，他总是以克制、容忍甚至妥协来处之，这或许是“感中堂弃前嫌将我器重，蒙朝廷垂恩泽将我宽容”的缘由吧。因此，丁汝昌的形象才更真实可信。
戏曲是长于抒情的艺术，该剧以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步等功法来完成情意的表达。仅以唱来说，《探望》一场中，张老太对战死的儿子的怀念，丁夫人诉说苦难的身世；《哀鸣》一场中，丁汝昌与夫人的相濡以沫等唱段，不仅板式多姿多彩，而且极具感情色彩，即使较沉重的调子，难能的也是旋律悲而不哀，与全剧悲壮的风格相谐调。
编导者对“恨”字的开掘也是颇具匠心的。序歌开宗明义：“甲午风云，黄海大战……长歌当哭，遗恨绵绵……”尾声意韵悠长：“血沃神州土，泪凝甲午恨……”。特别是在《赴难》一场中，先是以血与火中的群像表达出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继而以丈夫战死的李淑英对倭寇怀有深仇大恨的血泪控拆再掀“恨”潮，而这恨变成了大炮对敌人的轰击，直到李淑英壮烈牺牲！无疑，这将使该剧悲壮的基调更为雄浑深沉。该剧的结尾也很有新意和韵味。它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让慷慨殉国的丁汝昌如雕像般伫立高台，其右是杨林青管带自刎的“定格”，死难的烈士们却纷纷挺立起来，而张大娘却抱着啼哭的婴儿向前方走来……此刻天幕显现出曙光！这结尾的内涵是相当丰厚的：民族精神不死；前仆后继；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胜利在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甲午恨》是以侯旭光、董翠娜、侯文洋、刘丽冬、王晓燕等优秀青年演员为主要阵容演出的，而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相信他们会为京剧的振兴做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