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我好想你 [复制链接]

第11版(台港澳)
专栏：亲情乡情

　　大姐，我好想你
靳芳
新春将至，我更加思念在台湾的大姐罗兰。她因车祸去年未能来京看我，令我在思念中又多了一份担心。想着想着，大姐来信了。她的信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台湾冬日室内没暖气，电炉又不够暖，她如何打开电唱机，听着音乐，跳着自编的舞步取暖；今年她因车祸负重伤后，如何在轮椅和助行器的帮助下，努力锻炼，使自己很快能生活自理；她最近正在写的小说的进展情况，……她的每封来信都是我们聊天的续篇。
我俩好像有一生也聊不完的天。有一次，我说：“大姐，我到台湾去帮你做点琐事吧！好让你腾出时间整理你的那么多尚未发表过的稿件。”哪知她却笑着说：“你还是别来吧，不然咱俩光聊天，更什么都干不成了！”我俩之所以那么谈得来，大概真的是有一根神经是相通的。
记得１９８６年我去美国看望她，那是我们分别４０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我坐在飞往洛杉矶的机舱中，一直在紧张地酝酿着感情——见到大姐后怎样才能流出眼泪？可是我就要见到我日夜思念了４０年的母亲般的大姐了，我不仅胸中涨满了欢乐，连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高兴得想笑，哪里会有眼泪呢？可是又有哪些事才能引起我的伤感呢？
“苦难的抗战八年”？日本侵略军进攻塘沽，父亲带着最大才１８岁的我们七个孩子和我们的继母，“跑反”来到了天津。在这苦难的８年里，大姐教会了我们那么多好听的歌，教会了我们背诵那么多优美的古诗词，还巧妙地说服了继母，用她自己的工资（这时大姐已到小学去教音乐了）供我和妹妹上了小学……我有这样一个好大姐，多幸福啊！
在那动乱的年代，我被迫退职来到农村。但是我感谢有十余年这样轻闲的日子让我自学文化业务，充实自己。使我在后来落实政策时，很快便有了无后顾之忧的工作生活环境……我越想越高兴。
在洛杉矶机场，我见到了久别的大姐，我跑过去和她久久地紧紧拥抱，当我们松开手后，相互见到的都是一张荡漾着喜悦的笑脸。
还有一件更有趣的事：一次我们聊天时，我说起１９４９年初，平津刚解放时，我和同学们一起乘大车从天津到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报到。途中给大家唱了一首歌。这时我问大姐：“你能猜出是什么歌吗？”我们４０年音讯皆无，更何况我们共同会唱的歌数不胜数。没想到，她只稍一思索，就说：“《千尺流水》。”你说绝不绝！
她临去台湾前，对我说：“我先到那里打好基础，那时你也毕业了，我再来接你……”没想到这一别竟是４０年。但是岁月并未使我俩疏远：现在我们除了通信谈心外，只要她到北京来，即或不到我家，也要把我叫去，和她一起办事、旅游、探亲访友，出版社请她到东北三省签名售书——也得带着我。
现在虽然通信自由了，她也可以常来看我了，但我想去看她，却还是困难重重。去年春天，她因车祸负重伤，由于多种原因，我都没能及时去看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像我要看国内的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只要买到车票、机票，就可以去了呢？我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附图片）
图为作者（左）与姐姐罗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