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两条道路的两种结果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走两条道路的两种结果
赵宪斌　师春山
在中共山西阳曲县委员会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根据党的总路线检查过去的农村工作时，有两个生动的例子教育了到会的每个党员。一个是中共老土沟村支部书记杨永禄，领导支部党员带动全村农民走上了党所提倡的组织起来的道路，从阎匪制造的“无人区”废墟上，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使全村农民都富裕了。一九五三年春天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杨永禄被社员推选做社长。和老土沟农民富裕情况成鲜明对照的，是范庄支部书记赵贵兰，在土地改革后，没有好好领导支部的工作，只顾个人发财，不组织群众生产，结果该村农民内部发生很大分化，有的人贫困破产，有的人雇上了长工，赵贵兰没有发财，于去年秋天也给人家当了雇工。
一个地方的两个村庄
这两个村都在阳曲县的东山上，老土沟在山坡上，范庄在山脚下，相距不过八里地，去春划乡时，两个村还划在一个乡。
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村庄都是对敌斗争最坚决的村庄，杨永禄和赵贵兰也是当地农民所共知的两条英雄好汉。在一九四七年秋季，蒋阎匪帮在这里安据点、发动反共反人民战争的时候，两个村的支部领导两村农民实行了坚壁清野，领导民兵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保卫群众胜利地完成了秋收。以后，他们发动青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又领导着两村不屈的农民，暂时撤退到盂县老根据地，组织农民进行生产，胜利地渡过了人民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一九四八年秋季，人民解放军拔除了阎匪据点，解放了这一带的地方后，两村退到后方生产的农民也随着胜利归来。冬季，当地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斗争。但是，在领导农民取得土地改革的胜利以后，两个村党支部的领导干部却领导农民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杨永禄领导老土沟农民走上
共同富裕的道路
老土沟，向来被人称为地瘠民贫的地方，土地全部是山坡轮荒地，全村只十八户人家。一九四八年秋季人们回来时，满山遍野长满了蒿草，门窗家具被阎匪砸碎烧毁，院落里荒草丛生，杂乱不堪。当时，老土沟党支部，在杨永禄领导下，便领导全村农民，在这一片废墟上开始了恢复生产重整家园的艰苦工作。
开始生产后，所需用的东西，什么都缺，全部家当，只有五头毛驴、随身的衣着和一些为数不多的口粮。一般群众在这种困难面前，不时流露出悲观情绪。杨永禄根据当时上级党委提出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指示，及时向全村农民作了动员，说明：“我们能够战胜敌人，我们也就一定能够战胜生产中的困难。”在党员带动下，全村十八户组成了三个互助组进行生产。这时荣誉退伍军人杨永祥回来了，把带回的九百多斤残废金小米，变换成两头毛驴，连同原有毛驴组成三犋耕地；另外，有些人也组织起来，参加拉犁，以补助畜力的不足。人民政府又适时发给他们一千斤救济粮，二百斤各样种籽，和百余件生产工具。杨永禄为了把这些粮食确实用到生产上，渡过春荒，就组织各家合锅合灶，发动妇女到山上去采集野菜，掺着粮食一块吃。就这样渡过了一九四九年的春荒，耕种了三百亩荒地。到秋天，他们收了二百多石粮食，基本上解决了吃饭困难，奠定了扩大生产的基础。
以后四年，该村连续进行互助合作生产，开垦荒地，使土地由三百亩增加到了现今的六百零二亩，牲口由原来的七头，增加到了十六头，新增加羊一百零五只，粮食的产量已超过了战前的一倍。到一九五三年冬季，当地农民的饭食，已都是吃的两米一面（莜面或荞面），差不多每人都有两套棉衣，一套被褥，各家的窑洞都粉刷得洁白，屋内摆设着各种油漆家具。农民潘友成对访问他的人说：“刚回来那一年过年时，不要说穿新衣，就是高粱面饺子还不敢吃饱；到一九五一年过年时，就凑合着吃上了一顿白面饺子，大人小孩也有的穿上了件新衣服；到一九五二年过年时，就大不同了，全家杀了一口猪，吃了四、五顿白面饺子，每人都穿上了新衣。”
当地农民在谈到他们如何走上富裕道路的时候，除了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领导外，对党支部书记杨永禄对他们的领导，也赞扬备至。例如，在一九五一年，各家的生活还不富裕的时候，互助组员杨囤娃的祖父母患病相继死了，吃药、埋葬花钱很多，到第二年开春，杨囤娃家就没有吃的了。支部书记杨永禄怕他卖房卖地再贫困下去，就动员了自己有余粮的叔伯兄弟杨永祥、杨永金，借给了杨囤娃一石五斗粮食。在做活时，因杨囤娃家吃饭困难，杨永禄有时还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去吃。杨永禄这种积极领导支部党员，带动农民生产，克服困难的精神，使全村农民对共产党、人民政府更加信任了。该村农民见了上级去的干部常说：“永禄是个好干部，他叫做什咱做什，跟上他走没错。”一九五三年春天，全村十八户农民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杨永禄便被全体社员光荣地推选做社长。
在政府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时，老土沟农民联系历史事实，深深体验到国家统一掌握粮食的好处。十八户把余粮一万三千七百斤全部卖给了国家，换回了三十六头母牛，三条驴；他们还准备再精打细算一下，再卖几千斤粮，换回几头母畜。
赵贵兰领导范庄农民走错了路
范庄座落在东山脚下，大部是平坦大块地，耕作起来比较方便。在解放战争中，阎匪对范庄的破坏也没有老土沟严重。这些条件都是比老土沟优越的地方。但是，支部书记赵贵兰没有利用这些条件来领导农民互助合作发展生产，他却自己带头，走了一条和老土沟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九四九年春实行土地改革后，赵贵兰分到了十亩好地。他不管全村农民分到土地后恢复生产中的困难，不执行上级党委“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指示，一味想自己过好日子。他除了只埋头于自己的农业生产外，又从银行骗取了贷款，开起了杂货铺，雇上工人做月饼，结果没有赚钱。最后，他竟然不惜伸出可耻的手，去贪污农民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因他不领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集体富裕的道路，全村十三个党员中，就有七个买卖土地房屋，一个雇上了雇工，两个当了雇工，对一般农民影响很坏。有些农民竟说：“伸开胳膀叉开手，党员怎走咱怎走！”全村二百零二户人家，就有五十余户买卖房屋土地，四户雇上了长工；张存生、李三红两个老汉，因生活困难，把一切卖光了，落到病饿而死。一九五二年区委在这村领导建立起的互助组，赵贵兰不但不去很好领导，反进到组里去揩组员们的油。组里规定农闲时用一天牲口六斤小米，农忙时十斤小米，赵贵兰用了人家的牲口，却一律按六斤米算。因此一九五三年春天组织互助组时，组员们说“贵兰入组咱们散，贵兰出组咱们干！”赵贵兰急于发财，可是偏不幸运，做买卖赔了钱，老婆经常生病，没办法，于一九五三年秋收时当了雇工。因为他只顾个人发财，脱离群众，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也被撤销了。
范庄党支部因为没有很好领导群众生产，农民对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认识非常模糊。全村有十九万斤余粮，可是卖给国家的却只有六千斤。这六千斤也是农民以一升半斗向合作社换消费品卖出的。
生动的教育
杨永禄领导老土沟农民走集体富裕的道路，自己也富裕了。赵贵兰只顾自己发财，反倒贫困了。在十二月六日老土沟乡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两人作了四年来生活变化的对比。杨永禄报告说：“我回来时，窑洞没有门窗，炕上没铺的炕席，吃的稀粥还上顿赶不上下顿，除随身穿的一身破衣服外，六口人合盖着两条破被子。”紧接着他又兴奋地说：“现在我的窑洞不只有了门窗，还安上了玻璃，每人都有替换穿的两套单、棉、夹衣。每天吃的有两顿稠粥，一顿莜面。”他还说：“我的炕上底下铺的是毡子，上面是皮褥子，再上面是布褥子，布褥子上有褥单子，上面是盖的花哔叽被子；另外，我除了棉衣，还有皮袄”“我还给两个孩子做了两身制服，给老婆买了红卫生衣”“我回来时圈里是空的，现在圈里有母牛三头，毛驴一条，羊十只，一百多斤重的猪有两口，另外还养着几窝蜜蜂……。”待杨永禄报告完后，大家要求赵贵兰也报告一下。这时赵贵兰羞惭地说：“我走错了路，我比不上人家。”最后还是范庄张洪喜替他报告了一遍，他说：“赵贵兰走错了路，结果自己现在的生活十分困苦。他只有盖不住炕板的一块席子，两口子伙铺着一块破毡子，还是土地改革时分下的；两人铺着一条旧褥子，每人盖着一条半斤棉花的被子；他圈里喂着一口猪还不过五斤重；土地改革时分下的房子，因整修不起，不能住，现在还是借的人家的房子住着。”张洪喜恐怕给他报告错了，最后还问赵贵兰“说得对不对？”赵贵兰连忙答复说：“对！对！一点不错！”
两村的党员和群众，在学习总路线时，经过这样对比之后，也清楚地了解到要想避免贫困，走向集体富裕，就必须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老土沟的党员和群众，准备要使自己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向农、林、牧全面发展，进一步办好自己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范庄的全体党员也明确表示：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当前首先带头教育群众把余粮卖给国家，并带头参加互助组，和大家一起争取过集体富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