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谈艺录》和《管锥编》、校注《明史》和《鲁迅全集》的过程中，周振甫与钱钟书、胡乔木的交往堪称文坛佳话——周振甫先生逸事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在编辑《谈艺录》和《管锥编》、校注《明史》和《鲁迅全集》的过程中，周振甫与钱钟书、胡乔木的交往堪称文坛佳话——
周振甫先生逸事
本报记者马立诚
大约１９７１年底光景，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段。周振甫先生从湖北咸宁附近的“五七”干校奉调回京，参加二十四史中的《明史》点校。工作未开始，尚有余暇，便给一些好学的青年讲授古文，我便是受益者之一。
某日吃过晚饭，我们来到周先生邻居家中。原来周先生家里挤，就借邻居家的一间房子权作讲堂。等候片刻，周先生推门进来。是位身材不高、皮肤白白的老人，头发稀疏，胡须少而色淡，穿蓝色中山装，戴一副白塑料边眼镜，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容貌气度很是和蔼。
我们说了些客气话，周先生点点头，把书放在桌上，说：“今天讲《左传》吧，先讲《郑伯克段于鄢》。”周先生一口浙江平湖话，说话声音小。讲完了，商量下面课程。大家说就先从《左传》学起，每周一次两小时。周先生轻轻说一个“好”字。就这样学下去。《左传》、《国语》、《战国策》及先秦诸子各选代表作，讲了两年。周先生分文不取，既不允吃饭，也不受任何礼物。
　　　　校书非千手千眼不可
因为单位离周先生不远，我有时就去问候周先生起居。久之，对先生的零碎了解就连缀起来。周先生１９１１年２月生于浙江平湖。１９３２年，先生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读书中途，逢上海开明书店为出版《辞通》招考古书校对。经徐调孚先生介绍，开明寄给周先生一本《老学庵笔记》，嘱断句。之后，认为合格，就进了开明书店。始为校对，后为编辑。先协助宋云彬先生编辑出版《辞通》，接着协助王伯祥先生编辑出版《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补苴罅漏，手不停披，同时开始著文。
１９４７年，钱钟书先生的名著《谈艺录》手稿由开明负责人叶圣陶先生拿来出版，周先生负责校对。周先生除悉心校对之外，认为该书没有目录不便检阅，就为该书编出目录，经钱先生同意，刊入书中。为此，这一年，钱先生作七律一首，题为《周振甫和秋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为余勘订谈艺录》，以记其事。诗云：“伏处喓喓语草虫，虚期金翮健摩空。班荆欲赋来今雨，扫叶还承订别风。臭味同岑真石友，诗篇织锦妙机工。祇惭多好无成就，贻笑兰陵五技穷。”
同年，周先生步钱先生诗韵，和七律一首云：“金翮高飞笑二虫，抢榆未至作腾空。名高不假扶摇力，才美自开阆苑风。艺撷亚欧贯今古，体分唐宋极精工。累丸已见承蜩手，下笔如神岂道穷。”
１９４８年６月，《谈艺录》由开明书店首次出版。钱先生在送给周先生的一本《谈艺录》上题云：“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书蒙振甫道兄雠助，得免大舛错，拜赐多矣。七月十日翻检一过后，正若干字，申论若干处，未敢谓毫发无憾也。即过录于此册上，以贻振甫匡我之所未逮，幸甚幸甚。”
可以传为文坛佳话的是，事隔３６年之后，《谈艺录》增订本于１９８４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仍由周振甫先生负责编辑工作。钱先生在送给周先生的那一本新版《谈艺录》上，还写了这样的话：“此书订正，实出振甫道兄督诱。余敬谢不敏，而君强聒不舍。余戏谓：‘谚云：‘烈女怕缠夫’者，非耶？’识此以为他日乞分谤之券。愚弟钱钟书题记，乙丑五月。”
　　　　《管锥编》背后的故事
话题回到７０年代来。就在周先生参加《明史》点校的同时，钱钟书先生和夫人杨绛女士从学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回京，暂住文学研究所一间办公室。某日钱先生打电话到中华书局邀周先生下班后见面。到后便饭。饭后，钱先生捧出一大摞书稿，请周先生带回去看看提提意见。周先生回来打开一看，书名是《管锥编》。周先生看了书中中文部分，提出意见并作了摘抄。当时周先生正在修订自己１９６２年出版的名著《诗词例话》，遂将摘抄的钱先生有关诗词的论述加入书中，并说明：这次补充采用了钱先生《管锥编》手稿中的一些内容。之后，周先生把《诗词例话》增订稿送请钱先生指正。钱先生认为书中“形象思维”一节不足，遂将所著《冯注玉溪生诗集诠评》中论《锦瑟》诗未刊稿抄给周先生，作为“形象思维”一节。
经修订的新版《诗词例话》传到香港时，钱先生的《管锥编》尚未刊行。香港一家大学看到书中引用了钱先生《管锥编》的内容，即将其抄出，发表在校刊上。同时，台湾亦翻印了《诗词例话》，摘印钱先生文章内容，并传入美国。海内外读者了解到钱先生还有这样一部大著，争相传说，翘首盼望。
胡乔木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亲自到钱先生家中，劝他将《管锥编》付印。胡乔木同志说，此书引用了不少英、法、德、意、西班牙五种外文，要靠钱先生自己校对，所以早日出版为好。
１９７７年，中华书局承担出版《管锥编》的任务，又由周先生负责编辑。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两位先生的合作与友情始终如一，殊为不易。钱先生在序言中说：“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扣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管锥编》于１９７９年８月出版。这部皇皇巨著考证辨析了《易经》、《诗经》、《左传》、《史记》、《老子》、《列子》、《易林》、《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书，在思想、语言、文艺理论等方面，将上述经典与中国历代诗文及西方学术、文艺著作互相比较，加以阐发，多前人所未见。至于书中大量引证英、法、德、意、西班牙五种外文，译笔之达雅，以及全书文辞之美，尚为余事。
　　　　胡乔木延请校注《鲁迅全集》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周先生的才识与勤奋焕发出了更大的光彩。年过６５岁的周先生加倍忙起来。
《明史》和《管锥编》出版了，周先生又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先是，政协所属《语文学习讲座》杂志在６０年代初曾请周先生写了胡乔木同志诗词讲解，并将讲稿送胡乔木同志阅。胡乔木同志阅后作了一些改动，还写了一封信给周先生表示感谢。后来，胡乔木同志到钱钟书先生家中，看到钱先生在《管锥编》题辞中提到周先生的名字，便问钱先生，周先生现在何处，钱先生告以在中华书局。胡乔木同志说，林默涵同志领导《鲁迅全集》校注，可以介绍周振甫先生参加。以是，周先生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来。
其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宋辽金文学”部分的负责人胡念贻先生去世，这个工作担子又落到周先生肩上。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如此忙碌的情况下，周先生大作竟接连问世：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９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后出版《文章例话》和《小说例话》。１９８９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文学风格例话》。至此，周先生独创的“例话”著作成为系列，风行海内外。仅《诗词例话》在海内外累计印数就达７０万册。加上《中国修辞学史》、《中国文章学史》、《周易译注》等专著和文集，周先生著作总字数约为８００万字。
朋友告诉我，周先生平时待人，决不摆出大学者的架子。有时就连查水电的青年人记完数字出门，周先生亦送至门口，欠身而别。其儒者之风，大率如此。（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