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东西部共富构想与长江开发战略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东西部共富构想与长江开发战略
温强洲
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的近十年间，既是开展长江大讨论，提出并确立长江开发战略的时期，也是邓小平集中论述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关系，缩小东西差距，形成系统完整的共同富裕构想的时期。因此，长江开发战略同邓小平东西部共富构想紧密相联，并在邓小平东西部共富构想中占重要位置。
解决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要有新思路。邓小平共富构想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也是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新思路。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是由我国自然历史原因和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东进沿海地区造成的。为了消除这种差别，新中国成立后，沿海与内地经济的分异、融合便在国家的干预下展开了。由于急于求成，加之国防安全和政治因素，我们长期强调东西部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在资金、设备、人才分配上，重内地轻沿海，人为地推动生产力布局大规模西移，尤其“三五”以后，把建设重点转移到内陆“三线”地区。这种“三线”建设，虽然对开发中西部资源，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区域的稳定和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一是人为地抑制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使东部地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中，丧失了机遇，拉大了我国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二是国家对西部资源的开发与投入具有嵌入性特征，使现代大中型企业往往成为西部地区的一块“飞地”，使现代企业集聚形成的新工业城市，成为一座座封闭隔绝的“孤岛”，结果把东西矛盾转化为西部内地区间、城乡间矛盾，表面上缩小了东西差距，实际上导致了中外差距、东西矛盾的全面加剧和更加拉大。实践证明，这种办法，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办法，而是走向共同贫穷的办法，不论愿望多好，也是行不通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必须有新思路，用新办法代替老办法，在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平衡与不平衡发展上作出新的抉择。
于是，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然后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这一构想，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也是缩小东西差距，消除地区不平衡的新思路。
在邓小平的构想中，始终贯穿着两点基本思想：一是允许先富，鼓励先富，逐步实现均衡转变的思想；一是先进帮落后，先富带后富，照顾左邻右舍的思想。在这两点中，允许先富是基础和条件，照顾左右是保证和原则。这两点既突出反映在共富构想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上，也突出表现于共富构想的时序把握、空间方向及政策措施各方面之中。这既是邓小平共富构想的思想主线和本质特征，也是领会与把握共富构想，缩小东西差距的基本原则和关键。
从允许先富讲，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和落后。这种不平衡与落后，不仅使我国存在着巨大的东西差距，而且同世界发展存在着巨大差距。国内东西差距是地区间的局部差距，而同世界发展的差距是整体的差距，整体的落后。由于发展不平衡，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缩小同他们的差距，齐步走，一起上，是不可能的。而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东部小西部大，发展东部比西部容易，发展西部不仅一时难于奏效，国家也无财力。因此，在发展选择上，先东后西显然是一条捷径，只有突出东部重点，增强沿海经济实力，打好东部这个基础，才能尽快增强国家实力，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有条件更好地帮助和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东西差距，摆脱贫穷，走向共同富裕。
从照顾左右讲，先富可能拉大差距，差距过大或拉大时间过长，都是不利的，必须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沟通东部与西部、先进与落后地区间的联系，防止差距拉大过度倾向。因此，坚持照顾左右是对先富带来差距拉大的限度的把握，意味着在重点突出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同时，要对东西部地区发展进行协调。只有认真研究广大中西部地区拥有的优势，找出有利发展条件，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保证中西部地区发挥巨大的后发性效应，赶上东部发达地区，实现共富目标；也只有照顾左右，才能使东西部间在发展中拉大的差距保持在适度范围之内，不至于富的愈富，穷的愈穷，导致两极分化，发生大的乱子。
邓小平东西部共富构想经历了三个发展、完善的阶段，从两个方面展开：先富地区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拓展；照顾左右的方式由分散支援、组织经济协作区到沿边开放、沿海两头在外，再向确定长江开展战略转变。
长江开发战略，是在邓小平东西共富构想不断发展完善的深化过程中逐步提出与确立的，而邓小平东西部共富构想的深化过程，是以贯穿构想始终的允许先富与照顾左右这两个基本思想的空间演化为主线，以其在同一空间区域的融合统一、结为一体为标志的。总体上看，这一深化过程是从两方面展开的，即：先富地区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拓展；照顾左右方式由分散支援、组织经济协作区到沿边开放、沿海两头在外，再向确定战略扁担地区转变，逐步使这两方面在空间上不断接近、靠拢，并最终以在长江流域地域上的融合与统一为途径，以促使东西差距缩小，向共富转变。具体讲，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１．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３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以共富构想形成为特征，以先富为主要内容，以先对外开放为标志。首先突出先富区重点，宣布同港澳台毗邻的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并确定经济特区先由深圳、珠海试点，然后扩大到汕头、厦门两地。邓小平认为，这样“必然会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同时指出，西部地区还很困难，国家要给予帮助和物质上的支持，提出为了缩短差距，一定要艰苦创业，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但这一阶段，主要是先富问题，照顾左邻右舍问题处于次要地位，也很少涉及到长江问题。
２．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８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共富构想发展时期，以先富地区拓展与寻求照顾左右途径为特征。这一时期，先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实践证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好办法。为此，邓小平提出“要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并于１９８４年扩大汕头、厦门特区范围，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等１４个沿海城市，１９８５年进一步扩大开放了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１９８７年后又决定成立海南省，实行比特区更加特殊的政策，作出了实施沿海战略的重大决策，这样使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区整个开放的新格局和先富地区北移的新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先富政策的成功，照顾左右的问题也逐步突出出来。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政策是共同富裕，是着眼于把中西部地区发展起来。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富的捷径。围绕这一思想，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并在“七五”计划中，正式提出了东中西三大地带关系，确定了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发展目标，此后又进一步确定了沿海战略要两头向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中西部让出市场的发展方向，同时作出了西部边境地区逐步扩大边贸的决定。在中央政策推动下，不仅大大改变了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局面，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东西部经济的结合与发展，使共富构想的两方面，在内容上和空间上比以前都大大丰富了、前进了。在内容上突出了先富与后富相互衔接与融合兼顾，并开始由输血式结合向造血式结合转变。在空间上提出了经济区不要局限在上海等地试点上，要扩大，要加快，重点要转向中部和长江中游沿江地区，说明长江流域开发建设问题，已引起邓小平的重视和关注。但总的看，这一阶段仍带有明显的过渡性，东西部共富构想仍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
３．从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２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共富构想系统完善和成熟时期，以明确东西部发展均衡转变时机、确定允许先富与照顾左右两方面结合方式和结合地域为主要特征。关于东西部发展均衡转变时机的问题，１９９２年南巡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邓小平在共富时机的把握上，审时度势，完全成熟。在结合方式上，以前虽也讲东西对话，相互促进，但主要是强调对口支援和区内协作，仍然是东西分离条件下和一般意义上的梯度平推和纵向结合，没有突出东西结合的横向重点区问题。而这一时期，已由单方面考虑东部沿海地缘优势，转向地缘、人文优势并举，由梯度式平推转向横向重点区选择。邓小平注意到兼顾左右，只从东部先富区出发是不够的，只有在调动东西部两方面积极性、利用东西部两方面地缘优势的同时，突出东西结合的横向重点区，选择地缘、人文两种优势都具备的地区，作为发展重点，变东西梯度平推为横向交融结合，变简单地一对一输血式支援与区内协作为造血式开放性合作，才能更好地兼顾左右，实现共富。因此，随着我国全方位开放发展格局的形成，邓小平突出地提出了东西结合的横向重点区问题。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在同二野老同志的谈话中，意味深长地说，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是把两头吸引到中间来的扁担战略，是实现中央战略意图的反攻战略。这段讲话虽不是直接讲经济发展问题，但却直截了当地把如何实行东西结合的途径指了出来，就是选择一个一肩挑两头的战略扁担地区，把东西部有机地联结起来。此后，邓小平在总结共富构想和开放经验时，把这个战略扁担地区同长江流域开发建设问题直接联系起来。１９９０年及以前，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中多次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并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抓上海是大措施，三峡工程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南巡时，他不仅特意把上海、湖北武汉作为巡视重点，而且反复强调上海和沿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非常惋惜地说，上海开发晚了，１４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那是一般化的。“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在邓小平这一思想引导下，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三峡工程上马、进一步开放沿江城市的决策，使东起上海，西至重庆，包括长江三角洲１４个城市及长江中上游１４个城市和８个地区，面积３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人口１５％、社会总产值２０％的整个沿江发达地区，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联结东西部的战略扁担区，成为实现东西部共富构想均衡转变的空间结合点和先行区，从而正式确立了长江开发战略的地位。
长江流域地区是够格的先富区，是兼顾左右的最佳战略扁担区，也是促进东西均衡转变的重点先行区。确立长江开发战略意义巨大。
把长江流域地区，尤其沿江地区作为实现东西部共富的战略扁担地区，进而确立长江战略，其价值是巨大的。
首先，从条件看，长江流域地区是完全够格的先富区。历史上，长江流域以其优越的农耕自然条件，自晋唐以来就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区；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随着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加，形成了以沿海和长江为骨架的Ｔ型通商口岸体系，使沿海和长江逐步成为世界先进工业技术的接受地和我国近代工业的两大走廊；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工业沿江西移成渝和建国后的三线建设，进一步强化了以成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基础，使长江上游地区成为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的精华地和发达区，从而也使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成为首尾相连，一江贯通，可同沿海地区并驾齐驱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
其次，从区域比较看，长江流域地区是兼顾左右最佳的战略扁担地区。在全国可作为战略扁担的黄河—陇海沿线、珠江—南昆沿线及长江流域这三个地区中，唯有长江流域地区条件最佳，它地处全国中心腹地，东西横贯华东、华中、西南三大经济区，南北纵穿十多省区，既可提供东中西部经济耦合的地缘条件，又具备了南北文化交流合作的基础。同时，域内水网交汇黄淮珠海，铁、公、空交通延伸全国各地，具有总揽沿海与内地，南北与东西相互联系、相互开放、依存共生的特征，客观上为流域内和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担当起东西经济联动的战略扁担功能。
再次，从区内功能看，长江流域是促进东西均衡转变的重点先行地区。就总体说，长江流域地区经过４０多年大规模建设，尤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无论发达与不发达地区，都处在工业化发展的新时期，上中下游、东中西部经济相济相生，十分活跃，同全国其他地区比，经济发展、市场发育、开放水平均相对领先，东西差异程度较小，已造成产业上下游置换、东西传递、城乡传递的优化态势。从资源结构看，长江流域是水资源的富集区，必将吸引缺水地区工业的近江转移和大耗水大耗能工业的沿江布局，从而有利于长江流域地区、尤其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长，形成资源重点投资区与加工业错位复归融合、产业分工合理、关联递进的优先区。随着浦东开发、三峡建设、沿江开放，加强了长江流域作为全国经济实现东西均衡转变先行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