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的喜与忧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热点透视

　　“国子监”的喜与忧
李莹
北京安定门内的国子监。在绿树的掩映之下，红墙、金瓦、殿宇辉煌，一泓清水蜿流于白玉石桥下，给人以美不胜收的感觉。元、明、清三代，这里是皇家的最高学府；解放后，北京市的中心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于１９５７年迁入其中，给古老的学府带来了新知识、新文化的气息。从此，这里担负起了为大众储存人类知识，为首都各项工作提供信息服务的历史使命，同时还担负起了指导区县馆工作的任务。
北京的图书馆业虽然历尽坎坷，但在蹒跚的步履之中，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８０年代以来，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普及科学知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主旨的１８个区县图书新馆相继建立；作为国家总书库的北京图书馆新馆也以亚洲第一的雄姿挺立于西郊白石桥畔。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终于以其具有健全的三级图书馆而为国人所瞩目。
然而，信息时代的迅速到来，使处于欣喜之中的图书馆人陷入了隐隐的忧虑与不安之中。
有人说，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与知识的占有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作为人类知识与情报总集结地的图书馆，自然被推向了经济与技术发展主战场的前沿位置。那么，我们的图书馆是否已具备了担此重任的条件呢？让我们收回目光，再来看一看那居于国家级与区县级图书馆之间的首都图书馆吧。
国子监，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不能动其一毫一发，简直不知让处于知识膨胀时代的人们如何存放书籍、资料。号称一万平方米的房屋面积，实际可用的不过八九千平方米，虽然书架已搭至屋顶，但那２４５万册藏书中，仍有一些因无架位摆放，不得不被封存，而不得外借；那早已被辟作阅览室的“彝伦堂”，因为是砖木结构的建筑，至今不被允许安装空调，夏季读者多时，常因闷热使人有头昏脑胀之感；而现代查阅书籍寻找信息最为迅捷准确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也由于各外借处和阅览室地处分散难于建立。
这昔日的学府已无力承担今人所赋予它的重任，勉强使用，只能限制这座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难怪一位来参观的德国代表团成员说：“这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美的，但也是最不实用的图书馆。”
所幸的是，一个具有５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现代化首图新馆即将在京城东南方建立。尽管建馆规划历经“七五”又跨入了“八五”计划两段不短的时期，而工程至今尚未动土，但首图的职工们毕竟看到了事业发展的希望。
到那时，他们可以让所有的中外文图书资料，包括古旧书、善本书等统统出来为政府决策、科技研究及人们的知识更新服务；到那时，他们可以建立健全先进的计算机查询网络，而不再为条件尚不如某些区县馆而感到羞涩……首图人翘首企盼这一天早日到来，憧憬重现首都中心馆的辉煌。
像人要有新鲜血液产生才能生存一样，图书馆只有不断补充最新的图书资料，才有存在的意义。然而，由于购书费紧张而不得不逐渐缩减购书量的窘况，近年来似乎时时都在困扰着图书馆人。
首都图书馆１９８５年时，购书费就为８０万元，可买到全国当年１／３的出版物；时过１０年，书费成倍增长，而购书费基本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特别是１９９０年以来，使购书品种下降了４０％，外文订刊由７００多种降到１０３种，中文图书由７．４万册降到３．２万册，致使外借读者由于借不到书而大量退证。
当今社会已进入到了一个经济、科技高速发展，而知识又在迅速衰减的时期。科技成果一经推出，在半年之内的利用率尚为７０％；一年后则为５０％；再过二三年便仅为２０％了。在此种情况下，如若我们的图书馆由于经费的原因，不能收入那些最新的知识与情报，无疑将会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直接的影响。不少图书馆人每每念及此事，似乎都有一种负罪之感。
同时，有些图书馆专业人员由于久久看不到彻底改变这种窘况的希望，感到事业难于发展，而忍痛离去。图书馆人才大量流失。
１９５６年，当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时，周恩来总理马上指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社会科学先抓图书馆，自然科学先抓实验室。很快便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今天，当人们面对汹涌而至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大潮时，是否应该更加看重图书馆在现代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作用呢？
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图书馆人，希望依靠国家和自己的力量，使图书馆“广泛收藏、整理和传播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知识和情报”的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在这项事业上稍微多投入那么一点点资金，就会以最快捷、最简便的方式，得到多于投入几十倍、几百倍的回报。
尽管图书馆人感到步履维艰，但他们同时也欣喜地看到了广大读者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自身能力的提高，来到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的情景。由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水平，图书馆都将永不消亡。
图书馆，亦喜亦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