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就业领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城里人不再是生下来就有铁饭碗了；待业人员成为城市一大难题；劳动者从“等饭碗”转向自己“找饭碗”。如何看待——“饭碗”的变迁 [复制链接]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热点透视

　　近些年，就业领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城里人不再是生下来就有铁饭碗了；待业人员成为城市一大难题；劳动者从“等饭碗”转向自己“找饭碗”。如何看待——
“饭碗”的变迁
本报记者王彦田
又是岁尾，适逢两个“五年计划”交接的日子，老百姓家有什么愁事呢？
张述三，北京一家机械厂的工人，膝下两儿一女，老张５０大寿刚过，儿女孝顺令老人心慰，可老人为他们操心也没个完。小儿子在一家建材厂上班，工厂经营不佳，工资没着落，嚷着换工作；老幺是女孩，职业高中毕业快半年了，还闲在家里，将来怎么办？
这样的愁事不仅发生在老张家……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外边的世界很无奈。人们开始从就业角度理解这句话的内涵。但只有无奈是不行的，面对现实，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思考些什么？
企业职工４人中有１名农民工
报载，１９９４年，到深圳特区务工的外地农民工已达到２００万人，按每人一年寄回家３０００元计算，一年从深圳寄走的现金就有６０亿元。
１９９５年，进城打工的农民已达到５０００万人。５０００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呢？现在全国共有职工（吃商品粮者）１．４７亿人，其中国有单位职工１亿多人，农民工数量已是全部职工的１／３强，是国有职工的一半。或者说，在城里工作的４个人里，就有１个是农民工。
上海，过去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现在则成了农民工淘金的集中地之一。１９９３年，上海市的外地暂住人口已有２５０万，而１９８４年是７５万，大约每隔５年左右翻一番。如果不加控制，到２０００年，就有５００万到６００万农民工进入上海。而上海市人口１３００万，产业工人队伍才６００万人。
城里人也许不愿意有这么多的农民工涌进城，大中城市发生过清退农民工的举动。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进城的农民工仍有增无减。
原因何在？
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低。北京的一个老板算过这样一笔帐：他在石景山区有家饮食企业，雇用了３０名外地女工和４名本地求职者。按劳动政策规定，雇用的３０名外地工，每年只需向政府有关部门缴２４０元的《做工证》钱。但在同样的工资标准下，雇用３０名北京的求职者，则每年应向政府管理部门缴纳１２４２０元的管理费和养老统筹金，这中间相差了５１倍的价钱，还没算正式招工要负责分房、医疗、退休养老的帐。
农民工能干。人们对农民工肯吃苦、肯卖力气、好管理的赞言随处可见。值得一提的是，进城农民工的素质也在提高，这主要是农村教育普及提高的结果，新一代农民中受过高中、初中教育的比例大大提高，他们也具有开拓精神。
政府组织鼓励。河南省虞城县是国家级扶贫县，这个县有１００万人口，县里准备输出１０万劳动力到城市务工，正在到处找接收单位。同虞城县一样，中西部地区也看准了这条路：组织剩余劳动力进城。政府出面组织，说明农民工进城已走出了自发盲目阶段。
有消息说，“八五”期间，进城务工的农民，每年增加１０００万人；专家分析，未来５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１．５亿人以上，对城市就业的压力不可小视。城里人，面对着激烈的“饭碗竞争”。
失业——不容回避的难题
我国“八五”就业领域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有了“失业”问题。这是就业领域最沉重的话题。
过去，我们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有失业，把未就业称为“待业”。直到１９９４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失业”一词才堂而皇之地在经济舞台上亮相。
失业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政府要付出巨大的失业保险金，失业者生活也难以得到保障。
体现失业压力的最直观形式是失业率。“八五”期间，我们公布的城镇失业率都在３％以内。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记者就此采访国家劳动部的有关负责人。他们介绍，我国采取的是登记失业率，登记失业的范围主要包括五项：１６岁以上各类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中，初次寻找工作但尚未找到工作者；企业宣告破产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被企业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或辞退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辞去原单位工作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符合失业人员定义的其他人员。当然，还有一些半停产企业的放长假职工等，尚未计算在失业人数内。另外，我们还有隐性失业的说法，隐性失业者主要是指企业内的富余人员。
“八五”期间，失业人数逐年增加，１９９１年，全国登记失业的人数只有７０万，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三年间，几乎每年翻一番。有关部门测算，今年末，失业者将超过５００万人。当然，失业原因是复杂的。
失业的“双刃剑”作用
从推动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失业是一把“双刃剑”。有一定的失业率，可以起到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同时，失业人员是就业人员的后备军，对已就业人员形成压力，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这并不意味着失业人员越多越好。社会容纳失业人员数量多少，是以社会保障的能力为前提的，而我国目前的社会失业保险能力还比较脆弱，难以承受企事业单位无限制地裁员。如果企业把富余人员的１／３推向社会，我国的失业率就会超过６％，国家现在的失业保险金就难以应付。政府一再强调，企业富余人员以内部安置为主，正是从这一点考虑的。
不管怎样，失业是一个现实问题，是市场经济竞争的伴生物，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绕不过的社会难题。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政府一直在积极想办法缓解失业压力，要求对失业者予以妥善安置。对于劳动者来说，面临着就业观念的转变。
要有“找饭碗”意识
劳动力供大于求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办法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企业用工靠计划分配，分多少接受多少。这就是“分饭碗”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发展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原则确定下来，国家对劳动就业的基本方针，由过去的国家集体“统包”改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这个“三结合”方针的主旨之一，就是劳动者要自己“找饭碗”。
到哪里去找饭碗？只盯着“全民”、“集体”不行了。随着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国有、集体经济发展中逐步减人，难以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形成似乎只有到全民企业，至少到大集体企业工作才叫就业，其它都不叫就业的观念。其实，经济学的就业观点就是靠自己劳动取得正常收入，不管做什么工作，个体、打工、开小店铺都是就业。
找饭碗的领域更加广阔，乡镇企业等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３００万城市青年到乡镇企业上班，其中广东省有４０万人。劳动部公布的１９９５年前三季度劳动工作分析中说，今年１至９月份，其它各种经济类型单位从业人员７７１．７万人，比去年底增加了２４万人。而同期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人数分别比去年底减少了１００万人和５６万人。
市场经济讲竞争、效率，就业也离不开这条原则。计划经济下虽有“能者多劳，按劳分配”的说法，实际上很难实现，而建立竞争机制把效率放在第一位时，“能者多劳”就不是空话了。劳动部公布的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比例是１２％左右，即有１０００万到１５００万人被列为冗员。劳动岗位的竞争显然是激烈的。凭能力竞争上岗，意味着提高效率和劳动者素质。
参加过人才交流会、学生分配会、企业招工会的人，一定体会到了“竞争上岗”的分量。
城市的许多工作，并不是城里人干不了，像开电梯、搞卫生等大量服务性工作，都需要人去做。面对饭碗的变迁，从小生长在城市的青年人面临失业时，有必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择业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