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开业投产的近１０万家外资企业中，日资企业占相当大的比重。中日间有过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如今，中方雇员和日方老板又开始了一种新的“磨合”：日资企业中的文化碰撞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在我国开业投产的近１０万家外资企业中，日资企业占相当大的比重。中日间有过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如今，中方雇员和日方老板又开始了一种新的“磨合”：
日资企业中的文化碰撞
杨明方
忠诚要与平等相伴相生
中日合资企业里，少有职工被“炒鱿鱼”的情形。这是地道的日本式终身雇佣制的移植。据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１９９３年作的一次调查显示，９０％的日本职工认为，在公司需要时“公司比家还重要”。平时，职工自愿加班是常事；公司不景气时，很多职工头缠白布，上书“艰苦奋斗”，以示与公司甘苦与共。
然而，中日合资企业的日方老板却面临难以接受的现实：中国员工有“看点下班”的习惯，并且不时有“炒老板”的现象发生。大连开发区一家日资建材企业送了十几位中方员工去日本研修，学成归来未尽多少力，就陆续“跳槽”一走了之。
中国职工回答说：“日资企业工资低，得熬年头才能慢慢长上去，我们等待不起。”
看来问题出在工资制度上。日本实行年功序列制，按在本企业的连续工龄确定工资水准，每年往上长一些。一旦中途变换企业，就等于浪费了自己的资历，故而轻易不“跳槽”。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中分析说：“认为日本人天生就比别的民族更具有忠诚心是不妥的。一个人长期在一个公司工作，主要不是来自对公司的忠诚，而是因为工作调动会给个人带来很大的社会损失。”
然而，中国职工进入日资企业，大多是着眼于近期利益，正是为了追求眼下的高收入才冒着一定的风险“下海”。天津一家日资制药公司的中国职工说：“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形象点儿说是４０岁前企业欠职工的，４０岁后企业还职工的。在这儿熬年头？咱赔不起！”
“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职工具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和被歧视感”，南开大学产业社会学专家王处辉这样认为。
１９９４年８月，受日本文部省委托，王处辉与日本立教大学社会学系下田直春教授等一起对京、津、沪、大连的十多家中日合资企业做了深入访谈调查，发现许多职工对加入日资企业后工资水平之低感到意外。他们的工资只有日本本土职工工资的几十分之一，也只有在华投资的欧美企业职工工资的几分之一，虽说比中国国有企业稍高，但若算进国企的隐性收入，则相差无几。更令中国员工不满的是，做类似的工作，同是中国人，当地职员的收入只有来自香港、台湾的职员工资的１／１０甚至更少。几乎所有访问对象都表示：“没有那种以公司为家的概念。”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与日本亚洲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合作，曾对沿海１１城市１３７个日资企业的６４７８名中国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有“跳槽”想法的占５６．６％。与此相应，“对现在的工资不很满意”的占８７．４％。相关分析表明，对日本老板负性评价越高，“跳槽”意识也越强。一些日资企业把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引入中国，却抛开了作为其前提的“亲如一家”精神，以“纯经济目的”行事，没有日本的那种福利措施。这自然既与日本文化保持了距离，又与中国文化产生了隔阂。
　　　　勤和懒是相对的
王处辉副教授认为：“除了制度因素，导致日资企业里中日双方想法不同产生误解的另一原因是习惯的不同。”
日本人有一种观念，只要是工作时间，你就不能闲着，有活儿要认真干，没活儿也要自己去找活儿干，不能等着安排。中国职工则觉得，紧张之后轻松轻松，工作之余调节调节，看看报、聊聊天不算过分。习惯成自然，不小心就被日本老板指责一顿。
中根千枝认为：“日本人注重区分勤与懒，是年功序列制的产物。”年功序列制有个前提：很少考虑个人的能力差距，而是重视个人在工作上的努力程度，由此区分勤劳者与懒惰者。而中国进入外企工作的职工，多有自由进取的性格，少有任劳任怨的打算。
当然，也有不少职工对这种以勤与懒为评价标准的做法表示了认同。天津开发区一位叫宋学功的日资企业职工说：“这毕竟不像有些国有企业甚至民办企业那样搀杂了很多人际关系因素，只要你努力工作，便能获得认可。”
勤和懒是相对的。习惯却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观念中，时不时从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便成了误解和冲突的根源。天津一家日资商厦的中方职员在回答“日本人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时，说：“两个日本职员在那儿用汉语谈话，见你走了过去，却立即改成了日语，似乎随时提防着你。”这就是不少日本人的“圈子”意识，圈内与圈外泾渭分明，有意无意地与中方职员产生隔阂。这与中国人在交往中尽量表现出不与他人有隔阂的习惯做法完全相反。
与所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一样，中日合资企业也在成长。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使得合资企业这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发出了阵阵不和谐的声响。
在古代，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一方面是通过扩张与反扩张在战场上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时见玄奘西去、达摩东来，和平的文化使者穿梭往来于不同的国度。而在现代社会，合资企业就像一座大熔炉，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因子揽入怀中重新回炉，千锤百炼之后，将会锻造出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全新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