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熊复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熊复
甘惜分
熊复同志逝世，是我国新闻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永远失去了一个情深意笃的老朋友，在他的遗像前，我痛哭不已。
他从６０年代初期就发作冠心病，多次心肌梗塞，每次都抢救过来，化险为夷，人们都称奇迹。病好之后，他又拚命工作。家中备有各种抢救冠心病的设备和药品，一遇工作过累而病倒，就紧急处理。最近这一次发病，住院一年多，以为又可以闯过这一关，他自己也没有作最坏的准备，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１月３日凌晨３时，突然撒手而去，享年７９周岁。
我和熊复同志是小同乡（四川邻水县），又是小同学（初中同学），从那时起，就友谊深厚，情同手足。他的夫人张德昭同志和一家大小我都很熟。他比我大一岁，初中毕业后，他就远走上海和成都升学，我却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但我们通信不断，他时常寄一些进步书刊给我，使我得以接触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１９３８年我们一起投奔延安。所以我自承他对我是亦友亦师。似这般６０多年持久不衰的友谊，人世间大概也不多。我们虽然各有工作岗位，我不能评价他的工作，但６０多年相处，我可以评价他的人品。
可以用几个字概括熊复同志的一生：勤奋好学，清廉正直，再加上一个“拚命三郎”。
他博览群书，中外名著，无所不读。门前几棵树，室内满墙书。他的好学精神，促成了他工作上的成就。１９３９年党调他从延安到重庆，从《新华日报》的资料室起步，七八年间逐渐提升为总编辑，足见他是一个出色的党报编辑，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笔杆子”。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中联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还担任过短期的新华社社长。在所有工作岗位上，他都是兢兢业业，付出了全部心血。即使是临时性的工作，他也毫不马虎。５０年代末，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开馆，中央派他去审定展览内容，他也极为认真负责，一组一组地具体审查落实，博物馆工作人员不但钦佩他的工作作风，也钦佩他学识渊博，对中国革命史那样熟悉。
但越是这样的好干部，党的宝贵人才，越是不见容于“四人帮”。他被打倒了，１９６９年被赶到贺兰山下劳改。
这里边，因我的问题而株连到他，我至今内疚不已。“文革”中我家四次被抄，其中有我的日记本。我的日记是鲁迅日记式，不记思想，只记行踪，我去了何处，谁来过，全是流水帐，以备日后查阅方便。我与熊复来往既多，日记中少不了提到他。这日记本被人民大学造反派抄去，如获至宝，抓住了一条“大鱼”，说熊复是我的黑后台，于是抄了他的家，并批斗了他。这些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后悔不已。
１９７２年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听说他从宁夏因冠心病发作，经周总理批准回京治疗，我急忙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见我进去，不禁愕然，几年不相见，生死两茫茫，不期而遇，又惊又喜。我为他受我株连而深致歉意，并说明前后原由。他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你写什么日记嘛！我从来不写日记，一切记在脑子里。在重庆时随时准备国民党特务来查抄，文件看了就送回机要室或烧掉，从不保留，这成了我的习惯，在北京也如此，那次人民大学造反派来抄家，什么稻草也没有捞到。”
我真为他的机警而折服。
他病稍好，从医院回家休息，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在读书，那时正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书信部分。这时“文革”尚未结束，除毛泽东著作外，其他有学术价值的新书都出不来，只有马列的书在“文革”前早已编好，还能出版。马恩全集书信共十三大卷，并非往来应酬之作，而是马恩相互讨论或与他人讨论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每出版一本，熊复买来看一本。熊复对国是忧心如焚，显然想从马、恩那些书信中去寻求思想解答，其用功之勤可见一斑。
近年他７０多岁了，还不断接受新事物，学会用电脑打字，这也是一个奇迹。他的四川口音很重，普通话的ｚ、ｃ、ｓ和ｚｈ、ｃｈ、ｓｈ，四川人很难读好，ｉｎ、ｅｎ和ｉｎｇ、ｅｎｇ四川人读起来也分不清，但他碰到困难就查阅《新华字典》，居然学会了按普通话拼音打字，一个老年人有如此毅力，使我惊叹不已。他晚年整理旧日文稿，都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已出版《熊复文集》三卷。他写信甚至也用电脑。他多次劝我也买一台电脑，我受其诱导，最近也试了试，终因琐事太多，分心太多，主观上想提高工作效率却反而误事不少，被迫中断了学习，可见我的毅力远不如他。
熊复一生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尤其对词有偏爱。１９３３年他从上海寄给我一张照片，穿着一件臃肿的棉布长袍，下面写了一行小字：“甚些日，还同领略，寒窗苦读时候。”几句长短句表达了他对我们之间少小时代友谊的依恋。他到晚年，从《红旗》杂志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有了空闲，大发填词之兴，出了三本词集。他的词虽非上乘，但意蕴深远，讲求格律，亦属难得。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精于此道者恐怕极少。
我和熊复在中学时代就有共同爱好：音乐和绘画，那时他会吹奏口琴，从不曾见过他弹奏钢琴，连风琴也不大会。可是他到了北京，买了一架钢琴，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虽不说熟练，却也能弹奏一些名曲，这也令人惊讶。外间可能有些不了解者认为熊复是一个保守的官僚，他们哪里知道，熊复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诗词歌赋，音乐绘画，他全会。延安时期流行的歌曲《延水谣》，作词者就是熊复，后来流行到全国。他对新事物不学则已，一学就会。从青年到老年，一直孜孜不倦学习，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久病成良医”，读了许多医学书籍，对各种疾病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他的知识是很广博的，连科技书籍他也读。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知识界对熊复有些议论。我也曾劝过他不要固执。他沉默不语，内心似很痛苦，有难言之隐。当时他是《红旗》杂志总编辑，对他的处境，我完全理解。他的问题是，对党性修养的理解有失偏颇，未能对当时领导人的错误进行必要的巧妙的抵制。外间对熊复的指责未必都是公允的。从整体看，瑕不掩瑜。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此后胡耀邦同志对熊复的信任。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时，他的讲话多次以不署名的形式发表，不少是熊复为他整理的，凡经熊复修改之稿，耀邦不再审阅，很放心。
据我所知，熊复多次出国访问，大多是随周总理出访。每次回来，他都累得不堪，他出国大多是关在宾馆里弄文件或草拟发言稿，有时应急，赶个通宵。他去那些国家，很少参观那些国家的面貌。他做的是无名有实的幕僚，笔头很快，是有名的才子。
还值得一提的是，熊复有六个子女，大的５０多岁，小的也４０来岁了，熊复从没有利用职权为子女牟取私利，没有走后门把小女送出国，也没有弄权纵容子女经商发财。他总是严格要求子女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不搞邪门歪道，熊复真正可以说是两袖清风。无论道德文章，他都继承了中国杰出文人的风范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
愈到晚年，疾病缠绕的熊复内心多有矛盾。他拥护改革开放政策，为祖国的强盛和经济发展而高兴，但也为社会风气和党风的不正而痛苦。最近一年他静卧病榻，无所作为，只盼情况会有好转。
我匆匆写了一幅挽联，以祭英灵：
少小同窗，六十余年友谊，从此永诀。
一生清廉，数百万字心血，长留人间。
熊复同志如地下有灵，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