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而写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
——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而写
谷景生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在１９３９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就作过精辟论述：有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这是不对的，我认为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推动了“七七”抗战，从而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
时光荏苒，转眼“一二·九”运动已经过去６０年了，作为领导这次运动的四个主要领导人的唯一幸存者，抚今追昔，更加怀念一起战斗过的彭涛、周小舟、李常青三位战友，和当年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同志们。
恢复北平地下党组织
我是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１９３３年我党和冯玉祥将军合作，在张家口地区建立了抗日同盟军。为充实抗日同盟军党的力量，我与彭涛等同志被党派往抗日同盟军工作，我历任抗日同盟军第五师（宣侠父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张韬团政委。这支抗日武装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重兵夹击，于同年在小汤山战役中失败。战斗中我左肩胛骨负了重伤，被红十字会送进北京郊区青龙桥医院。后来北平地下党组织把我接回北平，安置在第四中学一个叫周颐的同志住的公寓里。我的伤痊愈后，到处找地下党。一天，在街头遇到了彭涛同志，他也是小汤山战斗后回到北平的。我问他有党的关系没有，他说没有。我们商定共同努力恢复北平党组织，积极开展群众救亡工作。通过彭涛，又找到周小舟同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三个人一边以读书为掩护，一边在各大、中学校组织读书会等进步学生组织，引导进步青年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振奋民族精神。当时，“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相继签订，整个华北已完全在日寇掌握之中，领导广大群众抗日救亡已经成了党的头等大事。
１９３５年５月间，中共北平市委又一次遭到大破坏，河北省委决定组成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王学明任书记，成员有冷楚、彭涛等。周小舟负责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工作。市工委决定由我担任北平市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和北平市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党团书记。同时，我还担任了左翼作家联盟主办的刊物《泡沫》社社长。“文总”是党在北平文化界外围组织的联合体，包括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等联盟。我们从学生读书会中发展先进分子参加“文总”等党的外围组织，再从外围组织中发展党、团员。《泡沫》杂志也吸引了许多革命文学青年，不少受到《泡沫》影响的青年，后来成了知名作家。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救亡活动。
１９３５年７月间，我们组织了一次向何应钦请愿的活动，参加的主要是教会中学学生。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华北行辕主任，“何梅协定”就是他与日寇签订的。这一天一大批热血青年挥舞标语旗帜，呼着口号，聚集在新华门外，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卖国投降政策，和全国人民一致抗日。请愿时提出六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缔“华北自治”活动。参加请愿的学校有汇文中学、育英中学、北满女子中学等，还有一批大学生。这次请愿，可以说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奏。请愿之后，我们非常振奋，更加积极地组织学生运动，在密探、警察的监视下，用公开和秘密、合法和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
北平党内的激烈论争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日寇加紧推行“华北自治”的关键时刻，北平地下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和彭涛、周小舟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党的《八一宣言》的精神，认为目前已处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党应当广泛发动群众，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而中共北平市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则认为发动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是右倾，应该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为了统一思想，我们推举周小舟去天津，向领导北平党组织的河北省委汇报了北平党内的意见分歧，中共河北省委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批准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河北省委决定改组市工委，组成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和新的共青团北平市委。由我任北平临委书记兼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彭涛任临委组织部长，周小舟任临委宣传部长，并派李常青为特派员，代表省委领导北平党的工作。中共北平临委组成后，把发动学生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壮大抗日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１９３５年夏秋两季，黄河泛滥，山东、河南等地水灾非常严重，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纷纷涌入北平。王府井、新华门、前门触目皆是，天桥为最多。灾民贫病交困，急需救援。北平党组织领导学生开展了有组织的黄河赈灾活动。大、中学校联合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学生到天桥等地慰问灾民，分发募捐来的钱物，还派人到山东、河南慰问。赈灾活动中，学生们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张。这次活动为进一步开展学生救亡运动打下了基础。
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结束后，１１月份我们临委研究，为了更好地发动广大学生投入救亡运动，决定把各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转成学生会，在此基础上成立半公开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彭涛、周小舟和我组成学联党团，学联党团是学联的领导核心。按分工，彭涛、周小舟可以参加学联的公开活动，北平临委的有关决定，通过他们向学联其他成员传达。由于地下党的性质，我作为书记不能公开露面，而是驻机关在幕后进行指导。记得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桂英（现名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一二·九”学生大游行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是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日寇预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这实际上是实现日寇图谋已久的“华北特殊化”，使华北五省全部沦入敌手。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北平临委决定于１２月９日这一天由学联组织北平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事前，我们作了认真的准备，确定了活动原则，研究了具体战术。我们在抗日同盟军中学到的军事知识，从党办的《长城》杂志中学到的游击战术，都派上了用场。１２月９日早晨五点多钟以敲钟为号，各大学的学生冲出校门，怀着满腔热血，不顾反动军警大刀、水龙的镇压，勇敢巧妙地冲破一道道的阻拦，涌向新华门请愿。何应钦避而不见，学生请愿随即转为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越来越大，广大市民也纷纷加入，最后各路队伍在天桥汇合，黄敬等同志在天桥群众集会上做了激昂的演讲。一场震惊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
当时地下党规定很严，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公开活动，“一二·九”那天，我和李常青不能上街参加请愿示威，当我们听说“冀察政务委员会”又准备于１６日成立时，决定再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六”运动。“一二·一六”比“一二·九”组织得更好，参加的人更广泛。这一天，我和李常青同志实在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一起来到前门大街，观看了怒吼着奋进的游行队伍。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后，国民党当局非常吃惊，他们断定这样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的大游行，决不可能是学生自发的活动，一定是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领导。于是国民党当局派出大量特务，准备再次破坏北平地下党。
先烈功绩永志丰碑
“一二·一六”之后，全国震动，各地学生奋起响应，社会各界纷纷声援，掀起了一个全民族抗战的高潮。奉行不抵抗政策，又不许人民抗日的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采用了种种手段分化学生运动。他们组织了伪学联，诱惑学生到南京去“聆训”。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的阴谋，让青年学生继续在斗争中成长，使学生救亡运动健康发展，北平临委决定组织学生南下宣传团，到工人农民中去，唤起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团南下后，由于工作需要，我退出了学联党团，集中精力抓团市委的工作。
“一二·九”运动是我党发动和组织的一次成功的抗日救国运动，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运动从始至终都得到了党的正确领导。这次运动发出的“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怒吼，代表了全中华民族的心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揭开了我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并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开了先河。“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之时，正像毛主席评价的那样：“红军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党在运动中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密切联系和广泛发动了群众，这是“一二·九”运动成功的根本原因。
以史为鉴，“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激励我们这些幸存者和青年一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振兴中华，奋勇前进。
（附图片）
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和军警在南长街上英勇搏斗。（本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