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知识的种籽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精髓不存，大书无魂；精髓所在，片言万代。凑字数出书，如播种莠谷，看似一片茂盛，秋天却颗粒不收——
书籍是知识的种籽
梁衡
一天，一位编辑给我送来一本大书，极好的画报纸，３０厘米宽，４５厘米长，７．５公斤重，实在无法捧读，想放在书架上，插不进去，只好放在茶几上，压了８个月，茶几也不堪重负，不得已，将其请出了办公室。现在的书不求内容的凝练却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奢华，摆设功能正在悄悄地取代阅读功能。一次在大会堂碰见了出版界老前辈叶至善老人，他深有感慨地说：“书是越出越多，越出越大。一些儿童读物也动辄几大卷，一厚本，孩子们怎么翻得动？”现在我国年出书已达１０多万种，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８倍。出书多本是好事，但徒求其形，不究其质，多而不精，就堪忧堪虑了。
一本书之所以成名传世，不是因为其字多本大，而是因其内容之精，代表了当时某一领域的知识顶峰，后人可赖以攀登。历史上有没有大书？有。但它首先不是大而是精。《史记》是一本大书，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写到汉代，凡１３０卷，５２万字，作者整整写了１６年。它在记事、析理及文学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精字，成了后人治史为文的楷模。《资本论》是一本大书，但这主要不是因为它浩浩万言，而是因为它揭示了在这之前别人还没有发现的剩余价值原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无论是司马迁、司马光还是马克思，他们所完成的书虽然很大，但相对于从前浩瀚的书卷，则是精而又精了。
再大的书也只能把精髓集中于一点，就像关公的大刀再重，刀刃也是薄薄一线；张飞的蛇矛再长，矛锋也是尖尖的一点。精髓不存，大书无魂；精髓所在，片言万代。一篇《岳阳楼记》代代传唱，皆因其“先忧后乐”的思想；一篇《出师表》千年不衰，全在“鞠躬尽瘁”的精神，文无长短，书无大小，有魂则灵，意新则存。所以，许多薄篇短章仍被做为宏文巨著载入史册，甚至有的还被史家以此来划分年代。１５４３年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始，就是因为这一年出版了两本科学专著：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１９０５年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开端，因为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震惊世界的相对论，即当年《物理学纪事》杂志上的三篇薄薄的论文。３０年后一支反法西斯志愿军缺乏经费，只求爱因斯坦将这杂志找出来将文章重抄了一遍，就拍卖了４００万美元，武装了一支军队，真是字字千金。这些书从字数来说比起我们现在动辄千万言的“大系”、“全书”来，算是豆芥之微，其作用之大又如日月经天。写书本来就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现在却有点“学者不知书滋味，为成巨著强凑字”。
因常写东西，我有时也闭目自测，到底对自己的写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哪些书。细捋下来竟大都是一些短篇。中学时背过一些《史记》列传、唐宋文章，在以后的散文和新闻写作中，时时觉得如气相接，如影相随。打倒“四人帮”后，又得以重新细读朱自清、徐志摩，自觉又如被人往上推了一把。大约一般人的读书心理总是寻找林中秀木、沙滩珍珠和羊群里的骆驼。总是想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有用的知识。所以小而精的书利用率最高。
赫尔岑说：“书，这是这一代对另一代人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既然是遗训、忠告，当然要尽量提炼出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再将其压缩在最精练的文字中，哪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动辄百万言、千万言地拉杂。古人讲“立言”，言能立于世必得有个性，不重复，有创造。所以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想顺着他的意思可以这样说：“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著书必求传后世，立事当作空前谋”。
书籍是什么？是知识的种籽。５０年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轰动一时的事，考古工作者在东北某地挖掘出一粒在地下埋藏了千年的古莲籽，经过精心培育，居然发芽长叶开出了一朵新莲花。如果当时埋在土里的不是一粒种籽而是一团枝叶呢？我们现在挖出的就只能是一团污泥。１８６５年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发现了生物遗传规律，他在一次科学会议上宣布后，竟无一人理解。第二年，他将此写成论文发表，并分藏到欧洲的１２０个图书馆，直到３４年后才又被人重新发现和证实。若没有这些书籍作种籽，埋种在先，科学不知要被推后多少年。今天，如果我们凑够字数就出书，那就像总是在田野里播种莠谷，看似一片茂盛，到秋天却颗粒不收。这样既浪费了今天的资源又断绝了子孙的口粮，何乐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