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怎样走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太行山怎样走
本报记者　陈勇进
道路真的不通了吗
几年前太行山上开展生产运动的时候，不少人曾经提出：人家开展生产运动，我们开展什么？山上石头多，开又开不动，大片的土地又没有，往那里生产去呢？
当干部向农民宣传苏联怎样实行农业机械化的时候，有的人干脆指着山上的小片片土地说：“同志，有小拖拉机没有？你看俺那土地像个巴掌大，连犁、耙都放不下，怎样能使拖拉机呢？”干部们宣传集体化、合作化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你看我们那地里能集体吗？几个人一站连腰也不能弯呀。”甚至有些干部也不知如何领导群众才能走向富裕。他们还说：平川地里才能走向富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山沟沟里，别说拖拉机、收割机，连铁轮大车也上不来。他们左看看是石头，右看看是石山，石头底下有没有条件通向富裕、通向社会主义？谁也不知道。
一九四八年春天，从外县调到榆社人民政府一个秘书，名叫侯玉阶。他看到这种情况，就常常考虑：像榆社这样个地方，不是大山便是河沟，群众到底如何进行生产？如何改变现在的贫困状况呢？
这年的冬天，侯玉阶背着小行李到了浊漳河边的一些村庄，这时他已经被提拔为副县长了。韩村的一个农民向他叙述着：“县长，浊漳河把我们的好地都冲走了，过去浊漳河可窄啦，两边做活的老百姓休息时可以说话，吃饭时可以把干粮扔过去，你看现在这河滩没有个四五里路宽呀！”老年人惋惜地告诉他：过去这大山上和浊漳河两岸都是树，自从没了树木，庄稼也不好好收了，浊漳河滚来滚去，好地都被冲走了。有的老年人至今还保存着几十年和一百年前的文契，他们指着浊漳河河湾给侯玉阶说：过去这块地就在这里。
“为什么过去的好地竟变成了荒滩？”侯玉阶总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论走到哪村，都要向群众询问这个问题。“过去好地被地主夺走了，就跑到山根根上开地，”大寨村的老百姓这样告诉他：“山根上的地被夺走了，又跑到半山腰，最后跑到山尖尖上，大寨村的五十三户人家跑到山上开地的有二十八家。就这样，世世代代下来，勤劳的人民穷了。”——原来如此，由于把不该开的山坡开了，太行山失去了被覆，便常常闹水灾，山洪冲下来，土地被漂走了。侯玉阶心里开始明亮了。
一九五○年榆社县召开人民代表会，来自农村的代表们在大会上倾吐着浊漳河对他们的危害，并提议说：“国家大建设哩，我们请求中央在咱们浊漳河两岸修上大坝，把浊漳河管起来，咱们漂走的土地不就回来了吗？”侯玉阶在解答提案时说：“国家需要建设的地方很多，目前我们这里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还是多栽树来管河吧！”这一年侯玉阶专门派人沿着浊漳河作了一次彻底的调查：如果浊漳河两岸都种上树，可以收回十二万亩土地。这些土地种好了，将使榆社的粮食收入增加一倍。这
一年他们比较明确地知道植树造林的重要了，便开始号召群众造林。可是，这件工作毕竟还是在没有组织、没有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榆次地委书记池必卿从左权县调查回来，在榆社做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报告。他说左权往外出口的东西中，有百分之七十是花椒、核桃、羊皮。他举了左权桐峪区一个农户的例子，那个农户积了三年的花椒，一下卖了一千八百多万元至少等于两万多斤粮食。因此领导山区人民走向富裕就不能光在几亩瘠薄的土地上打圈子。
从此以后，榆社的植树造林运动就开展起来了。现在榆社已经植树一千多万棵了，仅去年一年就植树六百多万棵，荒山播种一万五千亩。侯玉阶说：“十年以后，这些树木的收入将等于一九五三年粮食收入的十倍到三十倍。”
当人们看到光明的时候，就会产生走向光明的力量。现在榆社已出现了一百三十多个造林模范社、组，造林模范有二千四百多人。
一个山村
这里是浊漳河的发源地，这里有漳源岭，这里有九女山，这里有老虎沟，这里有更多的叫不出名字的高山大岭。太行山在这里显示出它那巍峨的气魄。浊漳河从这高山上流下来。在这里你很难想起这个小河流为什么叫浊漳河。石源村的支部书记段同年指着那清清的流水叙述着：“谁能想到这段浊漳河清得这样快呢？一九五○年的时候，下点雨还混得不像样子。”
石源村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直到现在老虎沟上还留着和敌人斗争的洞洞。这里虽然经过各种运动和土地改革，由于土地过于瘠薄，每年收获的粮食仍然不够用。就在一九五○年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家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如果说起抗战前的日子，石源村只有三家有吃穿。让我们看看一九五○年封山后的石源村吧！去年全村只有两家不够吃，一家因为长期有病人；一家是劳动力少。国家购粮的时候，除那两家不够吃的外，都卖给了国家粮食。段同年说：“过去我种二十亩地，三口人就是不够吃。自从封山后，山尖尖上的土地都不种了，可是我山下的土地肥了。再加上一年有一千多斤粮食的副业生产，就吃穿有余了。”
段同年领着我们从老虎沟山的阴坡爬上去，这里的油松树长得像大兴安岭的白桦树一样稠。这里的山、雪和树木，使人很难和东北的大森林地带分开。这里的事实告诉那些不相信太行山上能营造林带的人们：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段同年指着那几架大山说：“过去这山上可都是大松树呀！老百姓穷苦得没办法都砍着当柴卖了。你看老虎沟背面的小油松又长起来了。”段同年又指着九女山说：“那都是山桃、山杏子树，一到春天这里就成花山了。这些树还是这几年里面长起来的。”提起这些山桃、山杏树，段同年的兴趣可大了。他说：“这些野果果仁可出国呀，一斤杏仁能换三、四斤粮食。我们石源村一九五三年在那个大山的阳坡种了山杏、山桃，将来山的阳坡都准备种上这东西，阴坡种上油松。别看这深山里面的小村庄，可真有个发展头。”榆（社）太（谷）造林局局长巩三纲给石源村算了个账：石源村有荒山十几架，荒山面积最少有一万亩，一亩可种六百棵山桃、山杏树，三四年就结果，每棵按收两斤果核算，每亩就可收一千二百斤桃、杏核，可换一千二百来斤粮食。一万亩山坡都种上树能收多少？整整一千多万斤粮食。段同年说：“可不能瞎过日子，谁想到这些当柴烧的野果果树会变成摇钱树呢。”
当我们从山上回来的时候，那羊倌、牛倌也赶着牧群下山了。牛、羊脖子里的铃铛声，使人感到深山人民的快乐。现在石源村有八十头牛，二百多只羊，可是一九五○年石源村才只有三十头牛，四十只羊。没有牧畜，这里土地提高产量是难以想像的，他们山岗岗上的土地多是羊卧地，羊群越大，可使他们的粮食打得越多。如果太行山上没有大面积的林带来防止自然的灾害，多打粮食也是不可能的。
封山育林后的石源村，现在每年仅从采松籽、砍椽、编筐、卖柴几点微小的收入里就增加三万多斤粮食的财富。这些收入使他们能向土地上投资，因此地肥了。十年后这里满山是果木林，是木材林，有牛群、羊群，别看现在不通铁轮车，到那时汽车也要来呀！又一个山村
张志全八年没回家了。八年前他自愿地穿上军装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从山西征战到东北，从东北到中原。去年夏天他从部队里回来了，沿着浊漳河湾他却找不到自己的村庄。陌生的人们确实很难找到这个山村的，因为南村这个河套的村庄已被浊漳河边密密层层的白杨树、柳树遮蔽住了。
南村的变化，是在最近几年间。张志全参军的时候，这里的浊漳河还宽到四五里，河边也很少树木。只要下雨，河两岸的肥沃土地就会被淹没。南村的人民还记得：十年前，浊漳河的激流漂走了他们一千亩好土地。最近几年南村栽了几十万株树后，河才慢慢窄了，并收回了一百多亩好地。南村林业合作社主任陈续仁指着那青青的麦田说：这就是我们栽树的结果，没有这样多树木，这些麦子是不可能收的。南村人民眼看着自己种植的树木长起来了。南村的每个人都从这个大林带里得到兴奋和鼓舞。我们在南村的大林带里行走时，陈续仁不断地摸摸那丈多高的白杨树，说：“你看这都能当椽材了。再等十年可出两万棵檩，三十万棵椽，那就等于几百万斤粮食呀。”还不仅这些，南村群众正以每年每人植树一百株的速度增加着。此外他们还播种了核桃树和苹果树，就是这些，把南村的群众吸住了。南村现在仅仅有两个人没有参加林业合作社。
为南村人民欢迎的林业合作社，它所走过的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九四九年上级号召种树的时候，南村群众也种了一些树。因为那时没有确定林权、种树时也不讲求技术，他们种的一万四千棵树，才活了九千棵。他们在浊漳河滩里造林后，选出了六十多岁的陈会德来看林，并宣布禁止放牛、羊。就这样有些群众不满起来了。羊倌说：“秋爬圪梁，夏在湾，河滩封了到那里放羊呀？”过去在河滩里拾柴的人也说拾柴也没地方了。陈会德老头子对自己村上的人还可以说服，对外村的人可实在没办法。他和云簇村的群众闹了别扭，找到区里，第二天别村的放羊的人又来了。陈会德没办法，只当没看见，可是本村的人又给他提意见，说他软的欺硬的怕。一九五○年又换了一个年轻的陈水元当林业委员。陈水元也怕得罪人，他也干脆不管了。
树慢慢地大了。人们对树的关心也多了。不少人提出：“要是公家的，公家就管起来，要是归个人，咱们就分开。”多数人觉得老是闹乱子，不如分了好。分林的话头在南村多起来了。有些部门并选出了分林代表。南村的支部副书记陈续仁在这分林的舆论中不安起来了。他想：如果分了林，谁愿砍就砍，几年不完了吗？浊漳河还是管不住呀。党不是整天价号召群众走集体化、合作化的道路，分林不是正和党的要求相反吗？他在党员大会上这样提出了问题。南村三十多个党员都同意走合作的路，只有陈祥林不同意，多数党员都向他提出了批评，在多数党员帮助下，陈祥林作了检讨。党员中酝酿成熟后，又在群众大会上作了讨论，多数人说不分林好是好，就得认真地管起来。很多人嚷嚷着成立林业合作社。南村林业合作社就在大会上成立了，并选陈续仁为主任，林业合作社里还成立了计划股、财务股、技术股、护林股。自从林业社成立后，破坏林木的现象没有了，现在种树已成为南村群众的习惯了。他们的林区年复一年的扩大着。南村群众的经验证明，他们所从事的巨大的营造林带的工作，并不耽误农业生产，去年每人植树一百棵，两天就植完了。
从石源村、从南村、从榆社县的许多山村中，人们看到了太行山应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