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夏公念夏公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哀夏公念夏公
陈播
夏公走了。我到他的住处悼念。客厅、书房兼卧室，没有夏公了，我止不住热泪夺眶痛哭失声，许多往事涌现在眼前。
这几年在研究电影史，翻阅我们党领导电影工作的史料时，有次我发现《周恩来年谱》上记载：“中共中央向文艺界有关代表人物提出‘停止内战，加强团结’，并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周恩来将夏衍（沈端先）从（上海）闸北党支部调出，在中央文委领导下于１９２９年冬开始筹组。”我去告诉夏公，并把《年谱》送给他看，他非常高兴。这时他才了解当时调他去筹备成立“左联”是由周恩来决定的。因为周恩来发现他过去未参与鲁迅和创造社之间的文艺论战，他去加强团结工作最好。经过半年多的筹备，１９３０年３月，“左联”正式成立了。夏衍当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三人主席团成员之一（还有一位是钱杏邨）。成立大会上又选出了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为执行委员。可见夏公对于成立“左联”以及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开拓与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１９３２年，经过在党中央负责领导文化工作的瞿秋白的同意，夏衍、郑伯奇、钱杏邨等进入明星公司；１９３３年成立以夏衍为组长的还有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电影小组。在当时党中央文委（文委书记阳翰笙）领导下，开展左翼电影运动，发展反帝、反封建，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社会黑暗的斗争。在１９３３年摄制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夏公当时是站在最前列，写了《狂流》、《上海二十四小时》、《春蚕》、《前程》、《时代的儿女》、《脂粉市场》、《自由魂》、《压岁钱》等文学剧本以及《风云儿女》的摄制台本。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新中国成立时成为国歌，就是从《风云儿女》这部影片唱出来的，鼓舞了当时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代人，也继续鼓舞新中国建立后和今天的一代人。
夏公还写了许多文艺的、电影理论的评论文章，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电影文化糟粕、为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左翼电影运动开辟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对进步电影进行迫害时，他和战友们“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中潜行”，把左翼电影运动引向抗日救亡、保卫国防，为发动人民起来抗日，摄制出许多受观众欢迎的影片。夏公和田汉、阳翰笙、钱杏邨等，从“左联”进入电影界，实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进步电影工作骨干。他不仅是组织领导者、理论家和评论家，而且是进步的、革命的电影文学创作的开拓者、奠基者，在中国电影史上永放光芒。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调到文化部任副部长分管电影。他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改编文学著作《祝福》、《革命家庭》、《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等，为电影创作人员提供了优质文学剧本，创作出很受欢迎又能激动人心的影片，创造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电影的独特民族风格。他悉心指导各厂创作人员，提高创作水平，做了大量的细心工作。１９６１年，在贯彻周总理在电影创作会上讲话之后，电影刚有起色，１９６２年，上海有些人出来强调写建国后的“十三年”才是“社会主义的”。夏公坚持党的“百花齐放”的政策，抵制这种“左”的文艺思潮。他捍卫真理、说话耿直。没有想到，他在１９６４年之后，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１９６５年４月夏衍被免去了文化部的领导职务。在“文革”期间，就进一步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夏公以自己对党的忠诚，对理想的坚定信念，襟怀坦荡，一直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讲实话。粉碎“四人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恢复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经受严峻考验的夏公，从他亲身体会中认识到，党在任何时候不能失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财富，有了知识分子，就可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新时期以来，夏公坚持党的正确思想路线，衷心拥护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那些极左思想的残余，对那些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给予严厉批评。他关心改革开放，特别是对电影的创新给予支持。他说：“创新是应该鼓励的，封建传统要反对，优秀的传统要继承。”“‘诗言志’、‘文以载道’，是中国固有传统”；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中，“食洋”是必要的，问题在一个“化”字，“即选择、咀嚼、消化、吸收和排泄”。有一次夏公专门到电影历史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实事求是地编好党史”，他讲述了许多党领导电影工作、团结许多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历史，也检讨当时也有“左”的失误，那时也是不可避免的。我每次到他家去请教当年一些重要历史情况，他总是以历史实践检验来看过去。这是一位多么实事求是的长者，一位具有坚强纯洁党性的老共产党员！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党、献给人民。
在他去世之后，我写了副挽联送往他的住处，感谢他对我的教导，寄托我对他的哀思和想念。
直人，直脾气，一生耿直，一代文豪秉笔直书，书写人间忠奸善恶。
爱党，爱人民，满怀热爱，满腔热血捧出爱心，心髓流到银河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