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蒲松龄的第二故乡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宝应，蒲松龄的第二故乡
刘世昌张金生
江苏省宝应县，南邻高邮，北接淮安，风光秀丽，物产富饶，素称“鱼米之乡”，是京杭大运河畔著名的古县邑。清康熙八年，山东淄川进士孙蕙来宝应任知县；九年（１６７０）九月邀其同乡好友蒲松龄来宝应县衙作幕宾，协理政务，起草书启文告；十年三月孙蕙调高邮知州，三月二十八日蒲松龄又同往高邮，因不满官场生活，秋返山东故里。其后蒲松龄一直以教书为生，兼撰《聊斋志异》。蒲氏在宝应留下了《南游诗草》、《鹤轩笔札手稿》和３０多篇书启文告。
蒲松龄在宝应时恰逢自然灾害迭起，阶级矛盾尖锐，他深恶贪官污吏，同情百姓疾苦，为宝应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当时宝应连遭三年水灾，康熙九年冬又大雪奇寒，饿殍遍野，人多冻馁而死。松龄忧心如焚，搔首问天，为县令作《劝输文》，文曰：“连朝饿鬼僵尸，踵踵相接，诚耳目所不忍闻睹也。今奄奄垂毙者遮道啼号，良可浩叹，值千古未有之奇荒。……捐施百千，固属大德，即升斗亦是菩提萨。”经此动员，中户大户纷纷解囊，救活了不少灾民，百姓无不称颂。宝应里甲疲敝，驿站圮废，徭役繁多，民不堪扰，松龄为民请命，得到州府同情、拨补驿站，减轻了地方负担。宝应城南有一明代传下的官塘，蓄养嘉鱼，专供达官贵人宴享。松龄目睹民不聊生的现状，建议孙蕙舍官塘为放生池，又撰《放生池记》云：“用民力而穷己欲，所需几何？夫一任己欲，则欲生贪，贪生杀。……凡工役之兴，庸讵有惜民力而轸恤者乎？”勒石立碑，以警后人。他在县衙亲眼目睹了腐败的官场内幕，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如《大人行》：“尘昏暗天白日黄，庐儿狰狞噪官堂。……既责清介望循良，卖儿贴女安足偿！”把钦差大臣视为鱼肉人民的虎狼。又如《挽船行》：
箫鼓楼船帆十幅，百夫牵挽过茅屋。
屋中男妇饥不餐，船上猎鹰饱食肉。
屋中男妇少完衣，船上健儿贱绮彀。
但闻船上箫鼓声，莫听屋中男妇哭。
这种鲜明的阶级对比，激发了他对里下河人民的深切同情。可以说蒲松龄在宝应的生活体验促成了他伟大的人民性和进步的世界观的形成，因而使后来成书的《聊斋》中的人民性得到进一步升华。
蒲松龄二十几岁开始搜集奇闻异事，在宝应为创作《聊斋》也收集过大量素材。清代宝应农村多湖荡草滩，城上多古屋寺庙，常有狐狸出没，宝应人尊之为“狐大仙”，流传着形形色色的狐狸精的故事。农村坟地较多，县东射阳湖畔有绵延十余里的“九里一千墩”汉墓群，每个大墓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县城北郊有一数里长的墩阜，上有古松千株，名松岗，又或芦松墩，本为游览胜地，到清代也成了墓地，夜晚“鬼火”（磷火）飘荡，民间谈狐说鬼习以为常。当时松岗下有“天下第一名山”泰山殿，南来北往客商无不到此烧香游览，蒲松龄也常来此地与游人攀谈，收集异闻传说。今天，我们把《聊斋》故事与宝应传说相对照，大同小异者有数十篇之多。
有不少故事可能在宝应已经失传，但经过蒲氏艺术加工已被收入《聊斋》。当然，《聊斋》故事来源甚广，非仅出于宝应和淄川。《聊斋》自序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青林黑塞”既不像淄川蒲家庄农家小院风格的蒲氏故居聊斋，也不像西铺村毕际有家的官宦庭院，而颇类宝应当年青松千株乱坟百计的松岗。
蒲松龄出身于书香门第，他聪颖好学，为人正义，这种本性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他１９岁中秀才，后几乎终生以教书为业。在宝应本可随孙蕙步入仕途，追求荣华富贵，但他厌恶腐败的官场生活，又毅然回家乡教书。后在毕际有家坐馆３０余年，安贫乐贱，未再远游。宝应之行是蒲松龄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离开山东农村的远游，也是他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段“仕途生涯”，更是他创作《聊斋》所经历的一段至关重要的生活体验。他在宝应所做的好事和所作诗文的进步思想，与《聊斋》真实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的思想特色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蒲松龄值得宝应人民纪念的地方。蒲松龄办公旧址及他用过的水井至今尚存宝应县政府大院内。宝应，堪称是蒲松龄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