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印象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大江健三郎印象
张弛
大江健三郎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曾去信祝贺。我绝非最早认识这位文坛巨擘的中国人，却可能是有幸最早采访过他的中国记者之一。出于一种职业的责任感，找出去年４月７日的访日手记，整理出这篇文字，以期读者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官邸出来，年逾七旬的小西甚右卫门先生在车里高兴地说：“今天他（指中曾根先生）真是破例了。自从步入政界以后，他从来不在上午十点前会客。你要见的下一个人也是位大人物，不过……”他没有往下讲，倒让我心里打起鼓来。
轿车在一座咖啡色大楼前嘎然停下，已经等候在门口的侍者疾步领我们乘电梯到达位于七层顶头的会客室。从春光明媚的户外乍进入房间，视线一时还觉模糊，只见转角沙发上已经坐着一位支颐沉思的中年人。他两鬓染霜，面目清癯，鼻梁上架着的那副黑框圆眼镜分外显眼。听到小西先生洪亮的招呼声，他才像触电似地从梦幻中走出，迎上前来文质彬彬地和我们握手问好，自我介绍：“我是大江健三郎，很对不住，忘记带名片了。”说完深深鞠了一躬。
落座后，他谦和地颔首凝视着黄色的茶几，两只手轻轻地抚摩着几棱，局促地不知从何谈起。为着不冷场，我便主动提问了。
大江先生静静地听完我提的关于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问题，莞尔一笑，然而，圆眼镜后略显浮肿的双目顿时明亮起来。他讲，我最怕评论家。有的称我是“日本战后文学旗手”，实在担当不起。其实，井上靖、安部公房、井伏鳟二才是真正的日本当代文学的骄傲，我只不过比他们年轻而且还活着。我出生在四国岛的爱媛县，那茂密森林环护的村庄是我青少年时代驰骋想象力的神话世界。我生性孤独，不善谈吐交往，经常一个人爬到柿树上看书和遐想。这个“小世界”后来就成为我写作的主要舞台。小说家如果不设定特定的环境，就无法让自己的人物定位，就无法作超越现实的想象。中国有句名言：文学即人学，作品的主角应是神化的人和现实的人，是有灵性、有精神的人。我试图建立的是以写人为核心的思想文学，着力创作的各种人物试图表现的就是日本战后青年的精神，表现他们在一个神幻世界里遇到的现实生活与理念之间的冲突，刻画他们的孤独、困扰和躁动。可以说，“村庄”和“人”是我创作的两个“原点”，这些都贯串于拙作《万延元年的足球比赛》、《同代人的游戏》、《个人体验》、《１７岁》、《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之中。
至于创作风格，贵国也有精辟的总结：文章无定式。我不凭经验写作，也不摹仿他人的样式，有的评论家说我“最不循规蹈矩”、是“文坛上的野孩子”，倒比较贴切。为什么一定要墨守风花雪月式的传统风格，为什么不能建立以写人为核心的文学流派？好的作家就像蜜蜂，广采百花而酿出甜蜜，总不能像蜘蛛那样抽尽肚里的丝便告终结。我酷爱日本文学，也喜爱外国文学。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马克·吐温、诺曼·梅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萨特的著作，都对我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封我是“荒诞的现实主义”或者是“西方现代派”作家，我不介意，不过匆忙下定义不见得是种好的习惯。
我提的第二个问题是请他谈谈作家的社会责任。他沉吟片刻，一改娓娓道来的口吻，神情严峻地说：“我是一个战后民主主义者，憎恶战争、专制和道德沦丧。虽然自己潜心于文学创作，但不想也不能把自己关在书斋里。６０年代那个动荡岁月，我被同胞们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反对美国侵略和日本当权者扩充军备的斗争所感染，不仅亲身参加到斗争的洪流中去，而且用手中的笔去战斗，这样才能尽到文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我写的《广岛札记》、《冲绳笔记》、《核时代的想象》都可以说是文学参与政治这一类罢。当代许多社会问题，需要每个人当然包括作家发表见解。我反对帝制这样的封建等级制度，我也反对日本重蹈覆辙，至今我还认为日本必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赎罪，特别是对亚洲而言。
时间已过正午，下午还有几个活动，不可能继续采访下去，只好起身道别。他瘦削的手紧紧握住我说：“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是一个令人钦羡的宝库。世界各国应当更多注意中国作家群的存在和发言。可惜译成外文的好书太少，而且据我看，有的译本并未完美地表达作家的意蕴和风格。我真想再去中国。”
临别时，我送给大江先生一尊仿古青铜佛像，还送给他患有严重脑残疾的孩子一套中国剪纸（这是小西先生特地嘱咐要送的礼物）。他异常欣喜，连连说：“非常感谢，这尊佛像我要亲自送给９１岁的母亲，剪纸一定转交大江光。”接着，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盘激光唱片交给我，一往情深地说：“这是儿子的第一盘音乐专辑，是他时时激发我的文学灵感，父亲是儿子的镜子，儿子也是父亲的镜子。”（附图片）
大江健三郎正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