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学习纪律与规范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如果我们相信９０年代新的“文化热”正在到来，就有必要对８０年代的“文化热”的得失作出反思——
建立学习纪律与规范
雷颐
据说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是“思想”喷涌的时代，而9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则是“学术”独步的时代。严格说来，这种将“文化思想”与“学术”截然两分的论点当然不够确当，但大体上说还是勾勒出了这两次“文化热”的不同侧重。“文化思想”，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学术思想”，与“学术”确有不同，不过，人们在看到这种不同时，却容易忽视两者间的联系，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往往认为思想性强便缺少学术性，或是要学术则必淡化思想性。这说明，要将这本应互补而不是互斥的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是颇不容易的。
近来在《东方》杂志上读到了许多思考这一问题的深刻之作。其中，1995年第2期徐友渔的《从主义到问题》和第5期蒋寅的《“学术强势”首先在于自强》两文，引发了笔者更多的思考。
90年代文化热所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细致研究，恰恰是80年代文化热所提出的。80年代文化热的重大意义在于突破许多陈腐的观念，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传承等十分重要、却被忽略了几十年的问题十分醒目、尖锐地提了出来，摆在人们面前。恰如徐友渔所说：“这是一个热气灼人的时代，以笔报国的热情激励着莘莘学子，他们愿以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给古老的民族注入活力。他们想遍采世界文化之精华以改变国民性。青年才俊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般涌现。”这是外部信息爆炸、国内快速发展的时代，因此这也注定是个大谈“主义”的时代，各种主义、思潮、学说、新论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大地，包括一些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甚至是错误的东西。当时，种种客观条件使刚毕业的研究生及尚未毕业的研究生成为这次文化热的积极参与者。其弱点自然也很明显，“长期的营养不良外加十年‘文化大革命’，再聪颖的头脑也没有多少养分，贯通中西的学者几乎没有。”尽管如此，其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学术创新的意义将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
但是，思想包括“学术思想”如果没有“学术”的支持是难以持久的。由于当年“研究生”们的学业精进和客观条件的变化，由于对国内学术界优良传统，对国外一套完整、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纪律的了解，人们在90年代开始了对上次文化热欠缺面的反思，强调学术纪律和学术规范的建立。
事实上，对外国现代的学术规范知之甚少，对本国以考据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规范也抛弃殆尽，在这种基础上，的确产生了一本又一本、一批又一批毫无内容的“学术巨著”。确如蒋寅所言，我们许多文史哲研究者，“除了少数受过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过是在重复一些无聊的文字写作，制造一点类似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许多人写不了论文，却在一部接一部地出书。”
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华文化也面临着承继与更新，如何合理地把握“思想”、“学术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实则关系到文化发展的大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一些人文杂志上，许多专家、学者调动自己的知识素养和学术专长，论述社会现象、评点文化生活。不是作情绪化空泛之论，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学理分析的基础上。如对“传统文化”的探究，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关系的剖析，都能超越现象描述，摆脱或是肯定或是否定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对各种现象进行一种本质的分析透视，在此基础上形成紧切实际的理论框架，使人们对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深巨变化和发展趋势加深理解，把握起来也更为深刻、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