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木尺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文化广角

　　一把木尺
　　陈宝刚
在一个不大的集镇上，我在镇北的一所中学里念初一，爷爷在镇南的一条街上卖尼龙绳。
这是十年以前的事了，那年我１２岁。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爷爷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他一个人喂了十来头牛，整天忙忙碌碌的，反倒不觉得累。后来，地分了，牛也分了；再后来，我家分得的一头老牛也卖了，爷爷便觉寂寞。他常到老牛屋里去看看，然而那里只有斜躺着的几个又厚又大的石槽，麻雀像给人开玩笑似的，在屋檐上得意地扑棱着翅膀。
后来，几个叔叔都成家了，爷爷不愿白吃饭，他就跑到离家有７公里的镇上去卖尼龙绳，隔一天赶一趟集。爷爷那年６３岁了，因不会骑自行车，他每天起得很早，把早已打好的包裹一背，就戴着一天星星出村了。
爷爷那时常用来背包裹的是一把木尺。那木尺很厚，不长不短，正好一米。
我从蔺庙小学校考上初一，正好要到那镇北的中学里去。那时我年龄小。傍晚，我爱一个人扒住学校大门的铁栏杆，看夕阳，看外面的行人，这时我总觉怪想家的。
星期六回到家，星期日的下午就不想返校。家里的人勉强我，爷爷就说：“不回去也好，明儿清早我们一路走。”这天夜里，我再三地对爷爷说，要早把我喊醒，学校早晨要上操，去晚了不行。
爷爷夜里不敢睡，他在灯下捻绳子。灯光很弱，在破旧的屋里忽闪忽闪地跳动着。过了一会儿，爷爷便到院子里看一看，他总是凭星星的位置来判断时辰。
要出发了，爷爷把包背上，问我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我说不饿，就这样我们走出了村子。
这路上要经过一个大村子。大村子里狗很多，只要人一从那儿过，有几只狗便串通好了似的纷纷跑出来。有时我们走出了大村子，狗还在后面追着，这时候，爷爷便放下包，抽出那把木尺来，向叫得最凶的一只狗打去，那狗就尖叫着跑回去了。
我感谢爷爷，感谢那把木尺，要不然，我一个人不敢从那路上过。
到了镇上，爷爷便到亮着灯光的铺子上先给我买了两个烧饼，对我说：“去吧，天还早着呢！”我到学校里，就没有耽误早操。
这样的日子继续着，将近有两年。
１９８７年的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里就发现爷爷躺在床上，那把木尺就竖放在他的床沿上。哥哥对我说，爷爷得了高血压病，他的腿不听使唤，瘫倒在离村只有几十步远的路上了，听医生说，恐怕以后很难再走远路了。我当时就怔住了。我鼻子一酸，但没敢哭，我怕让躺在床上的爷爷听见。
四个月过去了，爷爷能试着走路了，但要有人扶着，他不愿麻烦别人，那把木尺自然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拄着那把木尺，爷爷到房前屋后去走走，到田边沟旁去看看，他对什么都熟悉。
从此，我学会了骑自行车，用不着爷爷再护着我走过那个大村子去上学了，爷爷也不能再一个人走过那个大村子了，尽管他的手里还有那把木尺。
我上完了初中，又读完了高中，接着又走进了大学的校门。爷爷很高兴，他是看着我长大的，那时披星戴月地奔走，不正是为了这一天吗？
那把木尺爷爷拄了八年，下端磨损了，磨光了，他还是那样步履蹒跚地走着。有一个星期天，我看着爷爷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就对他说：“爷，我给您买个拐杖吧？”爷爷笑了，他说：“不用买了，这把木尺挺好。唉，老了。活不了几年。”
天空落起了雨，我和爷爷坐着谈话。我信手拿起那把木尺量了量，它最多只剩二尺七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