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博士谈：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学者访谈录

　　胡鞍钢博士谈：
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
本报记者杜飞进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速度一般不成问题，能否长期保持经济稳定将是成败的关键；“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是经济起飞时期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经济起飞时期，如何认识和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日前，记者就此与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成员胡鞍钢博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时期
记者：据１９９４年世界银行报告，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中国ＧＤＰ（即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９．１％，同期世界ＧＤＰ年平均增长率为３．０％，中国经济增长率相当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３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过程中。
胡鞍钢（以下简称“胡”）：中国不仅处于经济起飞的时期，而且还正面临着大国兴起的历史机遇。从世界现代史看，有三个大国获得了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第一个是美国，它在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的过程中，经济迅速起飞而成为头号经济强国，从而改变了世界格局。第二个是日本，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了３０—４０年时间实现了经济起飞而成为第二号世界经济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格局。从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开始，历史把第三次机遇给了中国，在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这一世纪之交期间，中国将用４０年左右的时间把自己建设成世界经济强国。可以认为，正在进行中的经济起飞过程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最关键阶段。所以，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如果不能正确把握，这一历史机遇也不是没有丧失的可能。
　　经济不稳定是影响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问题
记者：既然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就应当在不断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上下功夫。或者说，速度是影响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问题。这是许多人在回答如何把握历史机遇问题时的共同看法。对此，你怎么看？
胡：在中国的经济起飞过程中，速度一般不会成为最大问题。这是因为：第一，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进国具有相对后进性，即经济越落后的国家后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就越快。第二，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由经济主体来推动的。中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谋求快速发展的欲望十分强烈，因而高速增长有足够的动力。第三，中国保持了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和国内投资率水平，目前已接近４０％，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第四，中国资本存量相当可观，已建立起门类齐全、实力雄厚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经济起飞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第五，中国具有明显的大国优势，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必将从需求方面大大刺激中国经济的起飞。这些因素一旦与改革开放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就会强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记者：那么，影响我国经济起飞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胡：最大问题是宏观经济不稳定。建国４０多年来的历史表明，经济不稳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它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周期波动过程，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政策的扩张——紧缩（调整）——再扩张——再紧缩（再调整）的政策变动过程。这种宏观经济的时而大起、时而大落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因为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中的“商业周期”，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除了ＧＤＰ总量增长波动之外，还有生产波动、投资波动等十大类型经济变量的波动随之发生。积４０多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从未吃过稳定发展的亏，却饱尝了经济跃进之苦。我担心，最有可能中断中国经济起飞过程的主要因素是宏观经济不稳定、高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从而丧失历史的机遇。因此我们应当形成这样的共识，即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保证实现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所以，中央政府应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作为其引导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记者：有人认为，把宏观经济不稳定视作影响我国经济起飞的最大问题，是与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思想不相符的，因而是不可取的。
胡：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中的“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经济稳定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指稳定地发展，它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不能把经济稳定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同时，“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简单地等同于ＧＮＰ（即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是硬道理。从发展经济学看，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高通货膨胀、普遍失业、生态恶化等问题的困扰，ＧＮＰ的增长并没给全体人民带来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
　　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关系的基本原则
记者：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似乎是贯穿经济起飞过程始终的一对矛盾。
胡：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矛盾，在中国不仅同样存在，而且更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区条件差异显著，发展极不平衡，这就从一定意义上更增加了中国实现稳定发展与均衡发展的难度。
记者：那么，应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这一矛盾呢？
胡：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这一矛盾，我认为应遵循“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这一基本原则。具体表现在：
第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和突发性高通货膨胀。所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就是保持与中国长期增长趋势相接近的高速度增长，它既不是暂时的超高速度，也不是牺牲长期增长趋势的低速度。只有保持经济稳定，才能实现持续性的高增长。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期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通货膨胀率年平均为２．０％，泰国为４．２％，实现了无通胀的或者低通胀的高速增长。这是这些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保持较高的国内投资率水平，推动经济起飞并维持这一过程。提高国内投资率的主要途径包括：一是提高国内储蓄率，二是提高外国投资率。而这都有赖于一个稳定而有序的宏观经济环境：无通胀或低通胀可以刺激居民长期储蓄，调动民间融资、投资积极性；低通胀和稳定的汇率可以吸引外商投资，保证实际投资收益率，减少投资风险，增强投资信心，以促进他们从事长期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
第二，政府要充分兼顾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这两个目标，在二者发生矛盾（尤其是出现高通货膨胀）时，应以“经济稳定第一，经济增长第二”的原则来处理。从短期发展角度看，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是相互矛盾的，它一般表现为ＧＮＰ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滞后影响和动态交叉影响过程。因此较好的策略，就是在出现高通胀之前实行早调整和小调整，如此才能实现经济“软着陆”，避免高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否则，就会被迫“硬着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是愈快愈好，这如同骑自行车一样，骑得愈慢愈不稳，骑得愈快反而就愈稳当。
胡：这种观点暗含了一个理想的假定，即中国经济发展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不存在任何障碍和险阻。其实，这一假定完全属主观想象，根本与实际不符。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长期制约因素，如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生态脆弱、交通瓶颈、农业供养能力不足等等，这些因素既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绝非是平坦大道，而是会遇到许多拐弯处、下坡处及坑洼处等，无疑在这些地方车骑得越快就越有可能翻车。所以，这就需要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既实行宏观调控，避免翻车，又善于“点刹车”减速，实现“软着陆”。
记者：从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已持续两年在两位数以上，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如果不尽快使通货膨胀得到有力遏制，则它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胡：要使通货膨胀得到有力遏制，我认为国家必须实行经济稳定化政策。经济稳定化是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各国普遍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原则，其目的是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保证币值稳定，控制高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字，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实现充分就业，保障失业人口基本需求，进而避免社会动荡。我国只有实行经济稳定化政策，才能保证实现经济的“软着陆”，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记者：有人说，实行经济稳定化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恢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方式——经济调整。
胡：这是对经济稳定化政策的莫大误解。当前采取的宏观调控方式根本不同于经济调整这一传统宏观调控方式。第一，微观经济基础不同。前者的经济活动主体已具有自主权，绝大部分商品价格均已放开；后者的经济活动主体不具有自主权，绝大部分商品价格被管死。第二，宏观调控手段不同。前者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后者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第三，宏观调控的力度与作用不同。前者通常是“点刹车”和“软着陆”，具有内部稳定作用的性质；后者往往是“急刹车”和“硬着陆”，具有外部作用的性质。第四，宏观调控的结果不同。前者是一个制度建设和结构变革的过程，它能促进经济系统特性的改善、缓解经济波动；后者主要是一个经济政策变动的过程，整个经济系统并未改善，因而经济一时趋于稳定之后，又会在新的因素作用下再次陷入经济不稳定之中。
记者：从根本或长远来说，要确保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稳定，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胡：我认为主要应采取以下三项措施：一是应把经济稳定化作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取向，使中央政府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二是不断提高中央财力，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增强中央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绝不允许各地方、各部门自行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