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的成果殷切的希望——代表、委员谈精神文明建设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两会述评

　　明显的成果殷切的希望
——代表、委员谈精神文明建设
本报记者戴玉庆向兵李勤卢新宁
今年“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一个细节：张鸣岐等八位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字被列入了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在人大历史上还是首次。
　　　　“重在建设”已见成效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代表敏锐地指出：“八位先进典型，树立了各条战线的榜样，李鹏总理的报告，把精神文明建设列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并将其视为一项长期的伟大工程，对此我感到特别高兴。”
就在“两会”召开之前不久，一家颇具影响的全国性大报评论说：“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经济改革框架日趋完善与成熟。同样，精神文明的建设也需要一个同经济改革与发展总体规化一样的总体框架。”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过去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已经着手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探索一条总体发展、综合配套的路子。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４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四项基本任务，实际上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大纲。一年来，无论在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方面，还是在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方面，以及在促进文化繁荣和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方面等等，都形成了较强的声势，并取得了进展，为此，代表、委员们纷纷对１９９４年精神文明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对舆论界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文化界倡导高雅艺术，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希望工程和各种青年志愿者活动等社会公益事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代表这样评价：“去年，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颁布，新闻舆论宣传先进人物的正确导向，教育工作的加强，百部爱国主义影视片的播放，‘五个一工程’的实施，确实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金开诚委员说得更为明确：“我认为，精神文明建设正在走出低谷，全国几千万青年学生自愿参加的志愿者活动，北大自发成立的‘爱心社’，杭州市民领养孤儿的义举，‘手拉手’扶助失学儿童……等等，无不体现人民群众中的爱心，这也是中国道德建设的希望所在。”
记者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不远的北京音乐厅注意到，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的３月份，这里演出的各种交响音乐会已达１４场，尽管票价不菲，听众仍然踊跃。
如何使业已形成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势头进一步发展下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委员从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指出，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应有战略的思考、规划、布局、目标和措施。譬如，适应经济达到小康的水平，文化生活应有什么样的具体指标；为确保这些指标的实现，文化经费应在经济发展计划的总格局中占有多大的份额等等，这都需要一个通盘考虑，不然，文化建设就会因缺少经费而落空。我们应当学习制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规划的经验，设计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宏伟而又具体的构架。
可以说，今年“两会”上所反映出的精神面貌，表明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发展的思想，越来越被全社会所认同。
　　　　今后的任务并不轻松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我们的社会注入了活力，也为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社会条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排除污浊之气。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原作者、安徽作家陈源斌代表对记者说：“大量格调低下、缺少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的‘快餐型’报纸、杂志的上市，许多文学含量低、寻求刺激的‘通俗’书刊的印行，打卦、占卜等含有封建糟粕的图书的再版……值得我们深思。媚俗不是艺术。有些作品虽能满足有些人的某些需要，但绝不能成为文化主流。”
在经济杠杆越来越被重视的时候，如何防止人们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片面和歪曲？１９９４年引起中国知识界广泛关注的“人文精神”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不管这一讨论的主题是否概念准确，但引起的反响是广泛的。
北大教授罗荣渠委员认为：“在社会发展中，不能只注意抓经济这一手，而忽视了抓精神世界的另一手。事实上，经济与文化是互动的，经济并非万能，市场上追求利润的原则，决非同时又是最高的文化原则。”
即使在经济界，有识之士也对无视文化传统道德的行为予以斥责。上海舒乐时装集团公司总经理尤朝群代表指出：“当前市场上假冒伪劣现象屡禁不止，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呼唤着职业道德的建立与健全。”
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代表说：“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一些不适合中国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不足为怪。问题出在我们许多人缺乏判断力。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教育要给予人足够的抗体。”
“关键是教育，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代表、委员们对当前中小学教育中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表示忧虑。６４岁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思忠代表说：“５０年代到北京，公共汽车上年轻人争先给老弱病残孕让座，而现在的年轻人在谦逊、礼让方面的道德意识淡漠了，也不大讲艰苦奋斗和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了。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好传统应得以延续。”
经过十年浩劫，文化道德方面的毁坏和扭曲实在太严重了，需要经过艰苦、韧性的长期努力才能弥合历史的创伤，精神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让精神文明建设更具可操作性
“犹如当年迎接北京亚运会一样，应从现在起对一天天走近的２０００年实行倒计时，以增强国人作跨世纪文明人的紧迫感。”这是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委员的提议。
与文学界政协委员们不乏激情的焦虑相比，一些来自教育、社科岗位的代表、委员则有着更为缜密的理性思考。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马俊如委员认为，不培养公民的社会公德意识，不注意继承优秀传统道德，社会就难以稳定。道德教育应采用一种大众化的、为一般人都能接受的标准和形式才能见效。我们既要提倡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又要制定出走向这种精神境界的较多层次的行为准则。分层次建设精神文明，可以使这一工作更具可操作性。
安徽大学教授李汉秋委员说，在倡导高境界的精神文明的同时，目前更应从礼貌待人、尊敬师长、邻里和睦等日常行为准则抓起，提倡一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可能做到的行为规范。同时，在各行各业树立敬业精神，并建立家庭伦理道德，如此就可能一步步净化社会风气。
老教授李心灿、张纯之委员提出，优秀传统道德切不可简单化地废弃。“融四岁，能让梨”，“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等等形象生动的传统品德，曾令多少中国人终生难忘。大众传媒应广为宣传这些美德，让人们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润养道德风范。
精神修养，道德培育，实际上是一点一滴、日积月累而见成效的。曾任福建师大校长的陈征委员说，现在部长办公室挂国旗已成规矩。全国的大、中、小学校的升旗仪式，也是从小处做起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操。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周超凡委员认为，现在开展的“手拉手”活动和青年志愿者行动，对提高青少年的道德水准很有教益作用，此类活动要长期坚持下去，并日益丰富起来。
精神文明的建设除了要正面提倡和引导外，还必须辅之以政纪法规的约束。如针对挥霍公款、狂饮豪宴的行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孚凌委员提出，应征收宴席税，并将这笔收入投入教育事业。有代表提出，交通警察对“乱穿马路”、“违章骑车”的行为当予以重罚，一些城市还可成立“风化警察”，专治排队“夹塞”、损坏公物的陋习。
从代表、委员们这些急切的呼声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对尽早树立起宏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有多么渴望，而同时人们又懂得，这个伟大工程要从一砖一瓦抓紧构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