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引出的采访——关于“前五名到哪里去了”的议论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一句话引出的采访
——关于“前五名到哪里去了”的议论
本报记者李仁臣卢新宁
　“前五名到哪里去了？”３月６日，在西郊宾馆大堂的一角，政协委员赵玉芬教授接受我们采访时，在谈了一些重点院校优秀毕业生纷纷出国的现象后，提出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一周来，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又采访了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深感这个问题和由此引出来的一些思考，很值得重视。
以１９９４年北京大学毕业生为例，物理系研究生３５人，其中前５名全部出国；生物系生化专业本科生，前５名中３人出国；生理及生物物理专业研究生８名全部出国。
清华大学生物系录取学生分数极高，建系至今共毕业学生１５０多名，其中６０％在国外。
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系近年来出国学生也在逐年增多。
北京医科大学教授严仁英代表，今年８２岁了，仍不能离开她的研究中心。她说：“我的徒弟也已６０多岁了，可现在徒孙们大都出了国，我们还退不下来。”
“优秀学生出国带来的后果，是人才的流失和学校科研工作的断层。”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教授姚守拙代表说。他带的十几名博士生中，留在国内的只有２人，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姚教授不得不写信，请出国的学生回来。
中国社科院一位政协委员告诉记者，根据对全国１７种高校学报上的３５００名论文作者的调查，发现３６—４７岁的中年人发表论文最少——这不奇怪，这个年龄段的人被“文革”耽误了学业。论文数量少的第二个年龄段是８０年代中期出国潮中久滞国外的青年人。９０年代以来，一些重点院校优秀毕业生纷纷出国，有可能酿成人才的新断层与老断层毗连，令人担忧。
即将毕业的北大化学系学生姚刚说：“好学生出国，并非是随大溜，而往往是出于个人专业发展的考虑。”姚刚所在的系今年有１００多名毕业生，前１５名中至今有一半以上申请出国。
严仁英教授告诉记者，她的一位学生到美国一年，就在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１０篇论文。“如果他还在我的研究中心，能出一篇论文就不错了——光是跑各种试剂就够他忙的。”严教授说，“但是，看着我们培养的优秀学生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在别的国家出成果，总觉得很遗憾。”
４７岁的赵玉芬委员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多年，１９７９年回国。她从另一个角度表示忧虑：“许多优秀学生选择出国是考虑科研条件，但他们忽视了在国外是在别人的手下干活，为‘老板’打工，而科学是需要时时创新的。如果总是仰人鼻息，跟着别人走，久而久之，再优秀的学生也会被淹没。”她认为国内的科研条件确实不如一些发达国家，但国内有一大优点：优秀学生可以自主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研究，搞好了可以由此带动我国一个学科的兴盛。”
“有一句名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赵玉芬教授说：“人不是简单地做机械工作，人有精神追求。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他能否把发展个人才能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
人才的国际性流动是一个开放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北大校长吴树青代表认为，这是一个国际性现象，也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城乡差别”的一种表现。我们的一些优秀毕业生走出国门，去学习吸收处于国际学术前沿的知识和技术，不是坏事。关键在于如何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让学有所成的优秀分子回来报效祖国。
树茂凤来归。吴树青校长介绍说，近年来，北大所建宿舍的１０％归他掌握，就是用来解决优秀学术人才住房困难的。同时，他们在科研经费上也采取倾斜政策。这些年，已有陈章良、刘宗范、闵维方等优秀年轻学者陆续归国。他说：“仅靠学校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国家的重视和投入。”
“为了给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小平同志曾说过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严仁英教授说，“让优秀学生学成归国的事，大家都应该关心，都能够使得上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