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赶上了好时代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我有幸赶上了好时代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张健
国家在人文科学领域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决定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进站至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出版了学术专著两种，其中一种最近获得了“优秀理论著作奖”；发表论文１１篇；出版或发表学术性文字近５０万言。此外还即将完成一部３０余万字的学术新著的写作任务。我深信自己已经进入一个充满着学术活力和创造激情的新时期。我不止一次地感到，一个更加广袤、充满了诱惑和挑战意味的理论世界在等待着我去参与、去拓展。我时常在想，究竟是什么召回了我的学术青春、给了我如此的活力和希望？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并且在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时代氛围中，同新生的中国博士后制度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里所谓的“联系”，不仅仅是说博士后制度为我的科研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而且还意味着它同时也给我的学术工作注入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１９９３年末到１９９４年初，为了给大型专题片《中国博士后》撰写脚本，我曾接触到有关全国各地博士后工作生活情况的多种文字和音像资料。我组织过博士后们的座谈，参观过他们的工作环境，走访过一些博士后人员的家庭。这不仅使我在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加深了对于中国博士后制度的理解，而且还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心灵上的震撼和精神上的鼓舞。采访中，一位名叫吴俊的博士后，尤其令我难忘。白血病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这之前，他曾先后接到过医院５次病危通知书。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关心的仍然是他的瓦斯研究工作。即使在他的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矿区工人兄弟的生命安全。我亲眼看过他住院期间的化验单，化验单的背面密密麻麻写着的竟然是他的科研提纲。吴俊爱自己的研究事业，并且至死方休。但是这里的“自己”早已超越了“个人”的涵义，因为这位年轻的博士后已经将个人的生命融到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事业当中。
《中国博士后》播放以后，有人说解说词写得很有气势。其实，气势并非我的文章所长。真正让脚本具有气势的，不是我的笔，而是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不得不做出如此表现中国博士后的真实生活和操守。写脚本整整用去我４个月的时间，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个人的学术写作，但它在另一方面却又给了我一种难以言说的推动力。我之所以能够在不惑之年迎来自己研究事业的高潮时期，固然和以往的积累有关，但显然与这种精神上的激励有着直接的关系。
今年６月，我去南京参加学术会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采访了我。他问我：“听说你以前当过厂长，请问你对现在的学者生活又是怎样看的？”言下之意是想了解一个做过厂长的人对于寂寞而清苦的学术生活的感受。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早已习惯了，况且清苦自有清苦的乐趣，那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思考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回答尽管出于真诚，但毕竟过于简化了。因为即便是“习惯”，也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我不想否认，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对于那种清苦自守的学术生活自己确曾有过选择的困惑。但是这种困惑已经没有、今后似乎也不大可能左右我矢志向学的人生选择。如果就我所从事研究的学科领域来说，这种矢志向学同时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清苦自守，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与之俱来的一切。原因在于，将近两年的博士后生活已经内化到我的人生经验中。作为一种工作经历，“博士后”于我很快就要成为历史，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它却无疑具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至于我个人，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对于祖国学术事业的责任，一种发展祖国科学事业的永远不会枯竭的动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