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回顾与思考

　　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小西甚右卫门
去年秋天，我经历了平生中最最难忘的一件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仪式，由陈敏章部长亲自向我颁发“中国卫生奖”。全国人大王光英副委员长、吴阶平副委员长以及现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基金会名誉会长的姬鹏飞等领导人也出席了颁奖仪式，这对我来说实在是荣幸之至。
我本人十分清楚这是中国在卫生领域给予国际友人的最高荣誉，隆重的颁奖仪式和冠以“中国”字样的荣誉都使我强烈感到此奖的分量。光荣和感慨在内心交融，激起我对日中友好事业和自己人生历程的良久回忆。
当年日中两国投身日中友好事业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及社会各阶层人士，以博大的胸怀和深邃的目光，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困难条件下，共同努力，修筑了一条日中友好之路。
前辈的教诲
早在学生时代，我曾两次来到中国。面对北京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区景致和内蒙古、东北那一望无际的原野，我不禁思绪万千。从孕育古老东方文明的摇篮，到富于创造、勤劳质朴的中国人民所铸就的捍卫家园的决心和精神，以及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及未来，反思人类的那场空前浩劫，善良的人们都会发现，战争万恶不赦，和平来之不易。我深深感到摒弃一切战争，建造和平环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值得庆幸的是，在那些岁月中，我的企业在经营方面颇为顺利，可以从中拿出部分积蓄建立“小西国际交流财团”，以便为日中交流提供一定的经济基础，实现自己从青年时代就对中国抱有的美好愿望。
加之两位前辈的影响，使我在日中友好事业大潮中一往直前，也奠定了我与中国不解之缘的牢固基础。这两位先辈就是战后日中友好事业的先驱——高崎达之助先生和廖承志先生。５０年代初，通过我伯父值木宪吉（原日本水产株式会社社长）的介绍，我得以结识高崎达之助先生，从此便追随他从事我们共同的事业——日中友好。在他人生最成熟、亦是最后生涯的１１年间，我作为服侍左右的首席秘书官在他身边工作。高崎为解决悬而未决的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与松村谦三先生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作。１９５５年在著名的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高崎达之助先生的历史性会晤点燃了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希望之火。１９６２年由廖承志、高崎达之助签订的综合备忘录（取廖、高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简称“ＬＴ贸易”）拉开了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序幕。
１９６４年２月下旬，意识到死神将至的高崎先生把我召到他的病榻前嘱咐道：“我与廖承志先生有过约定，虽然战后尚未恢复邦交的日中两国没有大使馆，但是今后要开展交流，一定要在日本设立中国代表办事处，即使是非正式的。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好这件事。”此后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当时我非常清楚这份遗嘱对于日中关系以及我本人所具有的分量。尽管当时日本国内对中国的认识差异甚巨，但我仍为此四处奔波，甚至还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单。当时，我抱定的唯一信念就是，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也要完成。我把完成这一嘱托当作是对恩师的最佳悼念。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和障碍之后，终于于１９６４年９月３０日这一天，开设了署我个人名义的事务所，继而“廖承志办事处”的开设也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在东京农研大楼二楼内还设立了“高崎达之助先生事务所”，此后营运７年之久。这类特殊的日中机构在当时有着大使馆的功能和作用。正因如此，我和中国之间那种割舍不断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密。
为考察ＬＴ备忘录的实施情况，１９６６年我访问了中国，不巧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此后我１２年没有来中国。伴随文革的结束，日中友好也迎来了崭新纪元。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我应卫生部的邀请访问中国，在北京饭店，廖承志先生对我说：“中国的一般治疗水平尚可，但是在基础医学方面还很薄弱，能否请你在这方面开展一些协助工作。”我一刹那竟无言以对，因为我十分清楚这一请求所蕴含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踌躇之后回答说：“我力量微薄，恐难以胜任，我会转告给日本的厚生大臣”。对此廖承志先生讲：“希望你再搞一个医学领域的ＬＴ事业。”“医学的ＬＴ”在廖公不幸去世之后几乎成了他托付给我的遗言。巨大的悲痛使我把完成这份对日中友好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嘱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认为这两份珍贵遗嘱集中表达了两国人民的意愿，是历史和现实的ＬＴ精神的完整体现。
“ＬＴ贸易”虽然只是廖、高两人手笔签署，但它却凝聚着两国一代人为日中友好所做的前仆后继的努力。从ＬＴ贸易之路由窄到宽、由小变大、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ＬＴ实质是日中两国仁人志士用汗水和鲜血在满目凄凉的荒原上浇灌的一株生命之树，是日中友好人士共同以生命热能化解冰冻小溪而汇成的江河，是适应当时严酷环境的一种远见卓识。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就此给予默认的亲美派佐藤、池田这些在当时内阁中占居主流的政治家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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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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