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鲁迅校对时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想起鲁迅校对时
赵洪涛
时下，无论是在新闻界，还是在出版界，都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刊，无错不成书。这句话在社会上已甚为流行，与其说它是一条流行语，毋宁说它是一个警钟。
据报载，从１９９３年底到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图书质量问题进行了三次检查。第一次检查了北京地区２０家中央级出版社的２３种图书，检查的结果是：没有一种图书是优良品，只有３种是合格品（占被查图书的１３％），２０种为不合格品（占被查图书的８７％）。第二次对９种大型古籍今译图书进行检查，这次检查的重点是“硬伤”情况，即明显翻译错误及漏译、多译的字、词、段。９种图书的“硬伤”差错率都在万分之三以上，其中“严重文字错误”远不止６处，因此，９种图书都被定为不合格品。第三次是对１６家出版社的３２本图书进行检查，不合格率达７０％。
出版周期较长的图书尚且如此，那么出版周期短的报纸更可想而知了。
报刊、图书质量差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笔者以为，最根本的问题出在校对上。一些校对人员轻视自己的工作，对之缺乏应有的热情，“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些单位对校对这一道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异常忽视；有的编辑部没有专职校对，有的让退休人员、传达室人员、门卫搞校对。最不能容忍、最骇人听闻的是，有的出版社为节省开支，竟取消了校对这道工序。一本正在书店里销售的名为《今天我活着》的书，不足２００页，错误竟达３４０处以上，其中包括多处大段的遗漏，包括与原意相悖的错讹。作者非常愤怒，为此在《新闻出版报》撰文说：“我很想对读者说，那本正在书店里出售的题为《今天我活着》的书不是我写的，绝对不是我写的。”但我想，说什么也无济于事。
这一切，不由使人想起了鲁迅。
鲁迅说：“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他的《呐喊》出版前，他校了五遍之多，甚至做到没错一个标点符号；他年轻时在日本为湖北留学生翻译的《支那经济全书》作校对，稿中有一处讲的纳妾的事，译者加上“小家碧玉”、“河东狮吼”（前者指妾，后者形容妻，笔者注）的话，替小妾鸣不平，鲁迅非常气愤，拿起红笔勾掉。有一次，他给一名青年校对稿子，深夜劳作，累得吐血。鲁迅曾对自己的校对生涯进行总结，他说：“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于作者和读者的，并且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
从鲁迅的言论和他的校对生涯，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校对工作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工作，它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创作；二、校对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有“为人作嫁”终不悔的宽广胸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理论修养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想起了鲁迅，就不能不为时下的状况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