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指示我争取东北军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叶剑英指示我争取东北军
刘培植
叶剑英同志是我国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之一，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人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杰出领导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叶剑英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兢兢业业，英勇奋斗，建立了丰功伟绩。他的革命功业永存，他的谦虚谨慎、宽厚待人的高贵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景仰。
值《叶剑英传》即将出版之际，缅怀叶帅对革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不禁心情激动，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１９３６年春夏间，我在周副主席和叶帅领导下作东北军工作。１９３５年，红军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就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国民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加强和执行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叶剑英同志为副的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训练和派遣干部做东北军工作。１９３５年初组织上安排我到陕甘省委白区工作部任副部长，做争取东北军工作。
在中央东北军工委成立之前，约在１９３６年２—３月间，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指示陕甘省委派我去甘泉县作１０７师师长刘输东的工作。我和其他同志配合与该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紧接着红军２９军军长肖劲光派我去富县作１２９师师长周福成的工作。以后我持周副主席的信经１０７师防地——甘泉县城到洛川县作１０５师中将师长刘多荃和６７军中将军长王以哲工作，但被国民党政训处发现并扣押了多日，后经刘多荃师长营救才脱险。最后由刘多荃代表王以哲和我秘密谈判，在洛川飞机场答应了我方提出的三个条件：（１）停止向红军进攻，万一有命令进攻，枪口要朝天放；（２）遇事秘密来往，互通消息；（３）同意从西安帮助红军购运军用物资。我完成任务之后，由刘师长半夜派武文祥连长秘密将我送到１０７师部再返回苏区。我取得周恩来副主席和省委同意在１０５师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此时，叶剑英同志负责东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东北军工作。敌方是国民党６７军，军部设在洛川县，１０７师在甘泉县，１２９师在富县，１１７师在延安，在叶帅领导下，１０７师和１１７师都发展了党员，建立了以陶××营长为书记的党委；同时和６７军正式（秘密进行的）签定了抗日协定（若干条款）建立了密切关系，作出了很大成绩。
１９３６年夏，我再次去洛川１０５师和６７军，见到了刘师长和王军长（当时军师都是独立单位，但王、刘二人私人关系很好，开始驻防洛川以后又在平凉），他俩告诉我：东北军要撤离陕北，西调平凉、甘、宁省境，堵截围剿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当时红一、二、四方面军要大会合），要我把这个消息尽快告知周恩来副主席和党中央。
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看了我的报告后，即派我以中央联络员名义去红一方面军彭德怀那里。在彭总领导下，我继续做东北军工作。
１９３６年６月间，红军东征胜利，回师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所以蒋介石才命令东北军撤离陕北，调往陕甘宁西线，阻止和围剿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我党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指出蒋介石为了达到排斥异己，消除异己实力，并处处排挤东北军和西北军，在供给上、装备上歧视东北军。派遣特务，每团两个政训员，监视东北军，分裂他们。因此，我党指出东北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反蒋抗日，后改为逼蒋抗日政策。我党愿意同东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
党中央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研究了东北军的历史、现状，制定了《东北军工作提纲》，提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友军。１９３６年６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副主席兼书记，叶剑英为中央代表，朱理治、边章五、伍修权、李克农等同志参加领导工作，朱理治为秘书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在中央东工委领导下，在东北军驻地周围设立了甘洛、延安、安塞３个工委，下属２０个办事处，由叶剑英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专门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周副主席主持下，东工委制定了《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宣传提纲，大量印发《还我河山》、《打回老家去》等小册子和其它宣传品，通过各种途径广为散发，对东北军影响很大，效果很好。我党还对东北军的俘虏进行教育，毛主席、周副主席、秦邦宪、邓颖超等领导亲自讲话，做报告。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并向他们讲述铁蹄之下的家乡父老兄弟的苦难，激发他们对国家及家乡人民的情感。在俘虏中还发展党员，这对瓦解敌军，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还亲自给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将领写信，宣传我党抗日立场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给东北军的上层将领写过信，为争取东北军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党应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叶剑英同志作为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协助周恩来同志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西安期间，周副主席、叶剑英多次同张、杨会谈，商谈和平解决事变问题，并与蒋介石谈判，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六项诺言，停止内战，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北剿总”宣布撤销，在一个短时间里，在西北出现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
在大好形势下，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将军，并逼迫杨虎城将军离职“出国考察”，流放海外。一时间，日寇、汉奸猖狂活动，挑拨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欺骗群众，说红军出卖了东北军。在动荡不定的西北大局中，东北军内部少壮派军人在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杀害了东北军的代理人王以哲将军以及其它几位将领。“二·二事件”的发生，给蒋介石找到借口，否定东北军留在西北（甲案），命令执行乙案，把东北军东调分而治之，这样张学良就根本不可能回西北了，他将长期遭囚禁。
在东北军决定东调的同时，我和欧阳钦同志在１９３７年２月下旬，去三源县云阳镇红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请示工作。主要汇报省委和东北军的工作。叶剑英同志深刻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二·二事件”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不复存在。蒋介石命令执行乙案，把东北军东调分散。中央决定，为了坚定不移地把东北军变为抗日的友军，在东北军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随东北军东调，在部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帮助东北军，使之真正成为一支抗日队伍；指示我离开红军，随东北军东调，负责抗日先锋总队即改编后的１１０师党的工作，这个师当时是东北军中党员最多的部队。同时让我把地方党（由我发展党员建立的宜君县委）和１０５师即４９军（由我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的组织关系交给他（因４９军要调往四川）。
根据叶剑英同志的指示，我随东北军东调，从赵村镇出发，到了安徽省蒙城县。在行军路上，我与１１０师的伍石甫、贾陶团长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并向他们两人传达了叶剑英同志的指示精神，在东北军发展组织壮大我们的力量。经我们研究决定成立中共１１０师特委。我提议让伍石甫同志任书记，贾陶同志任军事委员，我为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继续在东北军中开展党的工作。
东北军的１１０师是由张学良的抗日先锋总队改编的。抗日先锋总队是“西安事变”时，由张学良组建起来的一支抗日新军，多系要求抗日的爱国青年学生以及从各部队抽调出来的拥护我党抗日主张的进步军官，是东北军中党员和党的组织力量最多最强的一个师，是我党完全可以控制和掌握的一支抗日部队。
蒋介石认定“百十师”是被赤化了的部队，派特务进行监视，严加防范，并把１１０师当作心腹之患，扣发军装，不发粮饷，激起官兵极端愤慨和不满。１９３７年６月蒋介石命令取消了１１０师番号，经我党多方努力争取，５１军于学忠军长同意将１１０师分编到该军的１１３师和１１４师。１１０师的番号虽然被取消，但分散后使我党有机会在５１军全军开展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和力量，使５１军成为坚决抗日的友军。１９３７年８月在１１０师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了５１军党工委会，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和兼１１４师特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５１军开到山东、江苏、安徽参加了几次重要的战役和战斗。我党在５１军中先后发展了３００多名共产党员，在军工委下分别设立１１３师和１１４师特委，各团设总支，营设特支和支部。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团结巩固部队和练兵打仗中，共产党员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在淮河血战、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和突围、保卫武汉战役和苏鲁敌后坚持斗争等各次战役与战斗中，战绩卓著。１００多名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牺牲，许多同志负了伤，我也负了重伤。我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９年作了将近四年的东北军地下党的工作后重返延安。陈云同志和我谈话后，我被分配到中央统战部工作。
在东北军工作中，我曾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请示过工作，在短暂的接触中及以后的了解中，我感到叶帅有卓越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政治上远见卓识，工作中勤奋严谨，为人谦虚宽厚，生活上节俭朴素，为我一直所敬仰。
全国解放前后（１９４５年起）我在东北工作八年，１９５３年调到北京，在农业部、农垦部工作，就和叶帅没有什么联系了。１９５７年我在党内第四次受到无情的打击，被划成右派先后被冤枉二十几年，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曾给予关心为我平反，未能实现。１９７７年我向陈云同志谈过我的问题，他很同情支持。同时我又向叶剑英同志写了申诉材料，叶帅也作了批示，我才平了反，恢复了副部长工作。叶帅主持党和国家大事，同时也关心同志，爱护同志，这种宽厚待人的高贵品格，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