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条约看近代中国制度的嬗变——评《中国对外条约辞典》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化广角)
专栏：书海扬帆

　　从条约看近代中国制度的嬗变
——评《中国对外条约辞典》
邢坚敏孙少岩
中华民族的苦难，近代中国制度的转轨都是与中外条约的签订联系在一起的，条约，尤其是不平等条约是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史制度文明的钥匙。历史学家朱寰和青年学者王恒伟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对外条约辞典（１６８９—１９４９）》（以下简称《辞典》），以在长达两个多世纪所签订的上千个条约为研究对象，客观而冷静地介绍历届中国政府签约、修约、废约的历史进程，反映中国社会闭关自守，被迫开放及至主动开放的历史转变。条约以确凿的史料，揭示了近代中国制度文明遭受的挑战，浓缩了中国社会与中外关系发展变化的信息。条约史是一部中国近代制度文明的演绎史。
近代史上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分界，无不是以重要条约的签订为标志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仅代表着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更标志着中国闭关自守阶段的结束。《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被强迫纳入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体系。由于国势衰微，中国不得不担当与其辽阔国土极不相称的小角色。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迫承担被奴役的义务。《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明文规定了英国在华的种种特权，如协定关税权，中国的关税要与外国协商而订，从此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作用。此外，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也严重地侵害了中国的司法制度。
近代条约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海关、航空、铁路、邮政、教育、通讯、财政借款、商贸、租地、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近代中国的海关制度、外交体制、邮政制度、教育制度、铁路系统、法律制度的建立，都是与不平等条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不是主动走入世界的，而是被列强作为附庸强行推入了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国家的近代化过程是以我们主权的沦丧为代价的，这就使修约、废约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的重要外交目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辞典》用大量的词条，对历届政府订约、修约、废约活动给予了公允地介绍，《辞典》对历史人物的介绍不搞因噎废食、因人废事。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但在１８７４年与秘鲁谈判时，李鸿章就华工在秘国受虐待一事，向秘方表示强烈不满，同秘鲁代表所签订的《中秘会议专条》，基本上维护了华工在秘国的权益，同期所签订的《中秘通商条约》，从权利和义务上来看基本上是对等的。这些词条的撰写有助于人们正确评价李鸿章。
有关租界方面的条约，《辞典》作者也花费了大量功夫，收集了许多条约、合同，读者可通过《辞典》的介绍，了解租界研究的最新状况。
《辞典》作者所做的开拓性工作，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传统观点认为，旧中国签订的１０００多个条约统统属于不平等条约，《辞典》作者却没有拘泥于旧说，而吸取了近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近现代史上的条约，沉淀着大量中国制度变迁的信息。从《南京条约》订立后设置的“五口通商大臣”到“抚夷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至清末的“外务部”，都反映了中国外交体制，特别是制度文明的重大变化。“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置说明清政府已被迫承认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以往的“藩属”关系，但是“五口通商大臣”仍是钦差大臣身份，又是兼职，这就表明清政府在主观意识上仍未放弃其闭关思想，依旧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交涉事务看成是临时性的。以后设立的“抚夷局”，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置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着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清政府已被迫放弃了闭关政策，到《辛丑条约》规定所建立的“外务部”与西方国家相比，从名称到职责范围都已经相当规范了。
条约如实地记载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向近代社会演变的曲折轨迹。重新研究近代条约，会认识到世界文明正以加速度向开放方向发展，无论意识到与否，还是同意与否，每一个国家必然要加入这一潮流，与其被人用武力打开国门饱受屈辱，还不如主动接受挑战。面对厚厚的条约文本，我们深感中华民族在近代社会转轨中所付出的代价太多、太沉重，这就是《辞典》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