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编书识知侠——写在《黄昏雨》出版时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听书编书识知侠
——写在《黄昏雨》出版时
王永乐
知侠一直是我尊崇的作家。我为自己曾先是听他讲如何写书、后又是他出书的责任编辑而自豪。现在，他离开我们已３年有余，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无时不在我脑际显现，不在我耳畔萦绕。尤其当我把他和真骅用血泪谱写的爱情书信集《黄昏雨》编就付梓时，仿佛他又一下把我的手紧紧地攥着，慈祥而又豪放地大笑起来……
初识知侠，是３６年前的１９５９年夏天。这天晚上６点多钟，青岛市工人文化宫工人业余创作班的学员，请知侠谈创作。他，４０出头年纪，身材高大魁梧，四方脸盘，留着大分头。他一张口，声如铜钟：“大家叫我讲什么？出个题目吧。”平日叽叽喳喳挺活跃的一群小伙子，在知侠面前一下变腼腆了。大家一言不发，教室里鸦雀无声。他灵机一动，点名要班长出个话题。我忙站起，毕恭毕敬地说：“请知侠老师讲讲，如何让人物在纸上活起来？”我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热烈鼓起掌来。知侠问了我的姓名，在哪个工厂做工？我一一作答。他朗声笑道：“这个题目出得好啊！”接下来，他讲了他的得意之作小说《铺草》。他很认真，也很投入。当他讲到主人公王老头得知因借铺草与自己发生争执的那个战士于第二天牺牲了时，知侠仿佛就是那个悔恨不已的王老头，他两眼噙着泪水，激动得浑身打颤，脸也变了颜色，他压低着声音，动情地说：“这是小说的高潮啊，到底要不要内疚着的王老头在风雪地上跌一跤呢？我想啊想啊，为了这一跤，我整整三顿饭没吃，最后还是咬咬牙，让王老头滑倒在雪地上了……”
第二次听知侠谈写作，是１９６０年夏天。也是晚上，是在中苏友好协会（即现在青岛市科协）二楼小礼堂。那天外面下着瓢泼大雨。知侠好像刚访苏回来不久。来听他演讲的共２０多人。他讲了两篇同一个题目的小说《瞎子》。一篇是美国作家写的；一篇是苏联作家写的。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因战争致残的未婚青年。结果，苏联的瞎子，被曾经是海誓山盟的恋人抛弃了；而美国的瞎子，怕自己给恋人带来痛苦没去找她，却受到恋人的指责，并获得了姑娘的真正爱情。那天晚上，他一面摇动着手里的折叠扇，一面滔滔不绝地分析着两部小说在刻画人物、铺陈情节方面的技巧，使我又一次领略了大家让笔下人物立起来的高招。
第三次见到知侠，不是见到他本人，而是张贴在街头的一纸１６开大小的“通缉令”。那上面印着他身着灰西装的半身照片，罪名是什么“黑帮”等等。在“文革”那个悲剧时代，对“勒令”、“通缉令”，甚至“火烧”、“油炸”之类恶言秽语司空见惯的我，却面对针对知侠的“通缉令”，不禁浑身一震，心里惴惴不安起来，不知他最终被“通缉”到没有，更不知他能否幸免灭顶之灾，从“文革”摧残中活过来……
知侠真的大难不死。１９８８年，还是夏天，得知知侠在青岛八大关一个招待所里写长篇小说。这天下午，刘笃义社长和我一起去看望他，同时希望他的长篇小说写完了，由我们青岛出版社出。见了面，他还是那么热情豪放，声如铜钟。当刘笃义社长提出出版他正在写着的长篇小说时，他笑笑，很难为情地说：“我真心愿意支持青岛出版社，可是我已经在两年前就说好给河南出版社了，河南是家乡，对家乡人说话得算数呀！”这就是后来由河南中原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但他也确实没有忘记支持青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我做他的责任编辑，为他编辑出版了《知侠中短篇小说选》。由我责编的“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丛书中的《中国短篇小说卷》下册，选了《铺草》。
不久，知侠在青岛金口二路落户，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在同知侠的交往中，那张“通缉令”时而在眼前浮现，几次我想问问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又怕引起他的不悦，便欲言又止。但他爱人真骅是个爽快人，她几次隐隐约约地说起他俩在“文革”期间的那段忘年恋，还写了不少情书。我听后深受感动。这就是最近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黄昏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透视着“文革”那场几乎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毁灭了的灾难。就是在这场灾难中，被“通缉”、批斗逼上绝路的知侠，从真挚感情中感到了生的希望……
啊，作为行伍出身的知侠，本是金戈铁马，却柔肠寸断；不见刀枪，却浸透着血与火。这些发自丹田的情书，嘲讽了悲剧年代的荒诞，也昭示着生命烈焰的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