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莎士比亚全集》：我的梦想 [复制链接]

第10版(书评)
专栏：著译者言

　　《新莎士比亚全集》：我的梦想
方平
１９８９年４月，英语诗歌翻译座谈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我的发言是《莎士比亚诗剧全集的召唤》。我们已有了莎士比亚全集的散文译本，为什么还要呼唤新的莎剧全集的诞生呢？这是因为莎剧的艺术生命就在于那有魔力的诗的语言。对于莎翁来说得心应手的素体诗是莎剧的主要体裁。既然莎剧是诗剧，理想的莎剧全集译本应该是诗体译本，而不是那在普及方面做出贡献的散文译本。
直到１９９３年５月，我去武昌参加武汉大学主办的国际莎学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出版家刘硕良先生和王亚民先生很有远见，愿意投入一笔资金，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多地做出一份贡献；对出版莎翁的诗剧全集感到兴趣。我们签订了约稿合同。
朱生豪先生是我始终钦佩的前辈翻译家，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呕心沥血的工作热诚、非凡的才华，在短促的一生中译成了３１个莎剧。１９７８年我国大陆上终于拥有了第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就是以他的散文译本为主体。前贤朱生豪功不可没，永远值得后人纪念。但他的毕生事业毕竟完成在半个世纪之前，时代的局限性，艰苦的工作条件，以及英年早逝，限制了他取得更大的成就。当时的文学翻译，从总体说来，不够成熟，因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他自己的翻译主张：每逢原文与中国语法不合，便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显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强调显豁，追求流畅，是针对时弊的纠偏。
时代在发展，语言跟着在发展，我们的翻译水平在解放后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对于文学翻译的性质和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今天看来，朱译本为它的优点——通晓流畅，是付出了代价的。
语言的表达形式和它的内涵，即形式和内容，血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艺术性越高，就更加是这样。理想的莎剧译本我想首先应该是以相应的诗体格律来移译原来的诗剧；对于语言的艺术形式应给予更多的注意。逢到充满激情、或者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段落，不满足于仅仅诉诸理性、停留于语言表层的意义上的转述，而是力求归宿语和始发语在口吻、情绪、意象等多方面的对应。
由我主持的这一套诗体全集译本我想称之为《新莎士比亚全集》。这“新”不仅用以标明这是采取另一种文学体裁（诗体裁）的新译，而是想着重表明在一种新的观念启发下，这一套新译本试图体现对于莎剧的一种新的认识。
欧美现当代莎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的进展，有一部分来自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即强调莎剧和舞台演出之间的密切联系——当初这些戏剧原是为了剧团演出而写作的。在当代学者们的心目中，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形象取代了１９世纪浪漫主义评论家们心目中的诗人兼哲人的莎士比亚的形象。
把莎剧作为案头的文学读物介绍过来，前贤朱生豪在译文上自有他苦心的追求：怎样做到既不离原意又流畅可读；至于戏剧的格式是现成的，不需要操心，照式照样搬过来就是了。现在，不再把莎剧视为案头剧，而是力图还原为舞台上的演出本，１８世纪初以来一成不变的莎剧格式，虽说自成体系，但显示出很大的局限性。这样，译文水平的高下，固然总是最为译者所关心，但不再是他唯一关心的事了。还需要他考虑怎样突破传统的格局，闯一条新路子。也许可以这么说吧，我可能是第一个把莎剧作为舞台之本，为戏剧格式的整体设计花那么多心思的莎剧译者。
文学翻译作为一种阐释性的艺术，期望一个理想的译者同时又是一位学者，把自己研究莎剧所得的新的理解渗透进自己的译文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就为译文创造了自己的特色。给未来的全集所树立的一个努力的目标，可说体现在以“新”为命名上——以更接近于原作风格的译文，以新的戏剧样式，结合着现代莎学研究成果的新的理解和阐释——争取做到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这“新”就是重新认识莎士比亚。以自己有限的能力和浅陋的学识，不知道能不能最终做到这一点，但是我最大的抱负，都体现在这一个“新”字上了。
有一天，规划中的新的全集得以有幸问世，而且确有超越前贤的地方，那是完全应该做到的，丝毫不值得骄傲。我把前辈翻译家看作一位可尊敬的竞争对手，务必要在前人所取得的成就上再跨出一步。（否则又何必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呢？）但是我并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以朱译为主体的莎士比亚全集在普及莎剧上已做出很大的贡献，相信今后还会继续做出它的贡献。前辈的功绩将永远为后人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