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森，你真的走了吗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繁森，你真的走了吗
王庆芝（口述）李印中王华王长敏（整理）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个十分不幸的日子，我的丈夫繁森自西藏阿里赴新疆塔城考察工作途中突遇车祸殉职。当我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实在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一次次哭昏过去。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身为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繁森第一次要求进藏工作，当时我和孩子、公婆都在农村老家，婆婆７８岁，公公７４岁，孔静７岁，孔杰６岁，小玲玲才３岁。繁森走后，家中的担子都压在了我的身上。我是个要强的女人，家务、农活我样样都拿得起来。那时，除正常生产出工外，我一个人还种着６口人的１亩半自留地，翻地、上粪、刨地瓜、拔棉花柴都是我一个人干，晚上３个年幼的孩子提着煤油灯哭哭啼啼跟着我满坡里转。我还喂了几头猪和羊，想养大出栏后卖钱送两个大孩子上学。
繁森进藏后，从岗巴来信说：“这里穷、荒凉，这里的老百姓生活很苦，一年四季吃不到青菜，有的地方吃水都挺困难。”他说岗巴这种地方，太需要共产党的干部了，他决心为改变那里的穷困面貌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为了繁森在西藏有个好身体，我和公婆及３个年幼的孩子顶着炎热的太阳，把茄子、萝卜切成片，晒干后装成袋给他寄去。可是，与他同去的同志回来后对我说，繁森都把这一包包干菜分送给了西藏的群众，他一片也没有舍得吃。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我给他没日没夜地织毛衣、做鞋，可是最后都穿在了西藏的老人和孩子身上、脚上……
１９８１年，繁森调藏期满返回内地，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看着他那又黑又瘦的样子，我禁不住鼻子一酸哭出声来，我埋怨他说：“你出门在外，自己要多照顾自己，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却笑笑说：“我这个样子很好啊！黑是健康，瘦是骨头硬嘛。”他隔这么长时间回家，孩子们以为他肯定会带点好吃的东西回来，不料想从他的行李里仅翻出来一个木头菜墩。我说：“怎么也不给老人和孩子带点东西吃？”繁森心事重重地对我说：“我回来时把所有的东西和钱，都给那边的老人和孩子留下了。那边自然条件差，农牧民生活得比咱苦啊。”为了多节省一点钱资助西藏群众，他吃饭从不讲究，衣着更为简朴。他一生没有穿过一套像样的西装，没有一件能穿出门的内衣。每当想到这些，做妻子的心里比针扎还要难受。作为一个地委书记，他是穿着带补丁的内衣离开这个他真心热爱的世界的。
１９８１年下半年，繁森到莘县任县委副书记，我和孩子的户口按国家政策农转非了，我被安排到聊城市的一家粮店工作，我和孩子们住聊城，而繁森在莘县一干就是４年。因为忙于工作，繁森大约两个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又总是风风火火站不稳脚跟。１９８５年，繁森调任行署办公室副主任，这时我们一家才得以团聚。从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我与繁森结婚，到这时才算是真正住到了一起。
可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不长，繁森却又要出远门了。那是１９８８年１０月的一天，已是行署副专员的繁森对我说：“我带你和孩子到北京玩几天吧！”别说是去北京，就是在聊城，繁森也从来没闲工夫带我和孩子们出过门，这一次是怎么啦？经不住繁森再三恳劝，我和孩子们带着疑惑跟着他到了北京。繁森带着我和孩子游览了天安门和长城，他话里有话地对我说：“到了天安门和长城，就等于走遍了全国，以后我走到哪里就像到了天安门一样，你和孩子别惦着。”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深夜，繁森终于对我说：“组织上又安排我进藏了。”我哭了，我除了哭还能说什么呢？我知道他既重孝道又重感情，所以他每次回到家就与我争着侍奉老母，抢着干家务活。可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再一次擦干了眼泪，为他收拾行李。
繁森第二次进藏后，无论来信还是电话，千篇一律地还是那句话：“庆芝，我这儿一切都好，别挂念，替我照顾好老人，教育好孩子。”繁森这次进藏后，我想去西藏去看看他、看看西藏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我便带着玲玲上了路，一下飞机却没有看到繁森来接我们，我由于缺氧差点昏倒在机场上。后来，我们搭车来到在拉萨的家，玲玲打电话让他爸爸回来，而繁森却还是等到下班后才回到家中。仅仅不到一年，繁森又黑瘦了不少，变老了许多。在拉萨住了一段日子，繁森看到我的身体逐渐适应过来，就说要带着我和女儿到乡下转一转。临行前他让我赶做了两锅馒头和包子，又提上两个大西瓜、两大块酥油和一大袋子山东老乡送我的营养品，他“哄骗”我说是带在路上吃的。可是，繁森却带着我和女儿进了市郊的堆龙德庆敬老院，他把带去的食品都分给了藏族老人们，还让我和女儿一起同老人们合影留念。
本指望他第二次进藏期满，繁森能够回到我和孩子的身边，可是繁森又选择了比岗巴条件更为艰苦、恶劣的阿里。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我摘除脾脏不久，便拖着病弱的身躯，不顾他和家人的劝阻，再一次带着玲玲进藏看他。由于身体状况一直很差，加上高山反应，一到拉萨我就被送进了军区总医院，我的胃部又两次大出血，血一口口地吐出来，女儿玲玲十分绝望地跪在我的病床前喊着：“妈，你别走哇，爸爸还没有来呢？”过了１０多天，繁森才从阿里地区抢险救灾第一线风尘仆仆地赶来。繁森看到病房里的我和女儿，愧疚之情难以表述，他说：“庆芝，阿里有了灾害，阿里的藏族同胞需要我，……我是个共产党员，我真不知该向你说什么好。”我哭着说：“繁森，别说了，我理解……”
直到１９９４年６月，我婆婆重病告急，繁森才急匆匆赶回老家。一见到繁森，我婆婆的病竟然一天天好起来。大女儿孔静见到奶奶身体好转，就提出趁他爸爸在家举行婚礼。最终还是令孩子失望了，孔静结婚那天哭着对我说：“他哪像是我爸爸？别人的婚礼他参加、操持，而女儿的婚礼却不参加，连一分钱的礼物也不给……”孩子们有时还对我说：“妈，您看看咱这房子，看看咱们穿的、吃的、用的，这哪像个地委书记的家啊？”我知道，孩子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的爸爸是好爸爸，他们的爸爸问心无愧……繁森，你听到了吗？
繁森，我知道这一次你是真的走远了，倘若你九泉有知，你一定知道你的老母亲、妻子和孩子有多想你，聊城的父老乡亲有多想你啊……
（附图片）
孔繁森同志生前收养的两个藏族孤儿曲印（左）、贡桑（中），怀着悲痛的心情悼念他们的亲人。中组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