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吉林和辽东九个村的调查报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松江、吉林和辽东九个村的调查报告
中共中央东北局农村工作部
编者按：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东北区各省省委的农村工作部，从去年十月上旬到十二月中旬，抽调了大批干部，在全区十六个县的四十二个村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全面的农村调查，进一步摸清了农村的经济情况，对于在农村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有很大帮助。现在把中共中央东北局农村工作部关于“松江、吉林和辽东九个村的调查报告”发表出来，供各地参考。
从一九五三年十月中旬开始，我们在松江省双城县的农丰、田茂、进步三村，吉林省永吉县新兴、新安、新造三村和辽东省盖平县四台子、官屯、北李屯三村，在当地党委协助下，分别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双城是老区，永吉、盖平都是解放较晚地区。九个村当中，一个工作先进村，五个一般村（其中两个在当地属中上等村），三个薄弱村。从东北全区来看，调查中的多数村工作水平偏低。
一、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
阶级变化
在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和供销、信用合作方面：九个村组织起来的户数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五，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六点五。其中双城三村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点二，永吉三村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六，盖平三村占百分之四十点六。其中有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民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三点五；六十九个常年组占组织起来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五十七个三大季组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三；一百四十七个临时组占百分之三十点五。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四个试办成功，有一个没办好。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显著地多打了粮食，并由政府扶助或社员集资增添了生产资料，积肥较多，副业收入较大，并且给一九五四年的生产做了较好的准备，因而在广大农民当中树立了鲜明的旗帜。
九个村的供销合作都有比较巩固的基础，组织了平均百分之七十八点二的农民，资金较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供销额增加了百分之九。农民生产、生活资料及产品推销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通过供销社。另有百分之十左右直接销售于国营商业。资本主义商业在这些农村里的活动已基本被排除，剩下来的多是集、镇或农民中间的投机小贩或手工作坊，其经营比重，在双城三村不到百分之十，在永吉和盖平数村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余为农民中间的互相串换。四个村的供销合作社设有信用部，吸收存款九千八百万元。在国家银行支持之下，三个季度借出粮食七万斤，豆饼八万三千片，耕马三十五匹，大车十九辆，种籽二万一千五百斤，马料一万四千二百斤，化学肥料七百斤，谷草六万斤。对发展农业生产，扶助贫困农民，巩固互助合作，打击高利贷等方面，都起到一定作用。在农业生产方面：耕地面积较解放前增加百分之四点四。一九五三年因灾歉收，每垧（十五市亩）产量平均为二千八百六十七斤，低于一九五二年百分之十七点七，但较解放前伪满时期最高年产量仍超过百分之十左右。商品粮和工业原料作物面积也有增加。各村大豆、小麦、棉、麻、甜菜等作物面积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盖平三村，棉田略有减少，果树面积逐年增大。副业生产也有发展，六个村的统计，农民副业收入平均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九点九，较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一点六。农民购买力也有提高，八个村平均较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十二点二，计一九五二年每人平均为五十四万元，一九五三年为六十万元，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者占百分之三十，较一九五二年增多百分之七左右。九个村的耕畜、车辆、农具总的看来都有增加，计耕畜一千九百七十二匹（头），较一九五二年增加八十三匹（头）；车辆五百三十一台，增加五十一台；农具二千零九十件，增加五十四件。其中盖平四台子、永吉新造两村因一九五二年执行政策有若干偏差，部分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一些挫伤，耕畜略有减少。双城田茂村部分农户将马变牛，因而骡马略有减少，耕牛增加，一九五二年骡马共计二百一十二匹，牛十六头，一九五三年骡马减少为二百零九匹，牛增至四十六头。但凡好组、好社车马农具皆有显著增长，并且还有各类新式农具。另外由于农民进入工、矿企业者逐年增多，九个村的劳动力都有减少。
随着互助合作的发展，各村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农业技术改革。八个村推广肇源丰产经验的面积平均为百分之十四点三，每垧平均多打五斗至一石粮，其中农丰村推广面积达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每垧平均多打一石五斗左右粮食。同时推广了四套马拉农具。用这些农具耕种的地平均每垧增产百分之三十左右。因此，有效地教育了农民，并为一九五四年继续推广技术改革工作创造了条件，也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农业生产仍有很大潜力。
与农业经济发展同时，阶级关系也有新的变化。九个村平均中农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九（其中富裕中农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五点二），贫农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四，新富农占百分之一点二，雇农占百分之零点三。其中先进村（双城农丰村）中农平均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七，较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之十三点三（其中富裕中农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较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之十六点四），贫农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较一九五○年减少百分之十三点三。五个一般村，中农占总农户百分之七十点一，较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三（其中富裕中农占百分之十六点八，较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之九点八），贫农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五，较一九五○年减少百分之十一点五，新富农占百分之一点二。三个薄弱村，中农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一，较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之八点一（其中富裕中农占百分之十点二，较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之五点七），贫农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七，较一九五○年减少百分之九点一，新富农占百分之一点七，较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一点二。
中农，在生活上吃得饱，穿得暖。他们共同的思想是：“这点底子挺薄，打下这个底子不易，如若垮下去了，一时爬不起来，还得使劲干。”因此多数参加了互助合作并勤劳积极，但害怕搞冒了伤家底子。
富裕中农，生产资料齐全，吃穿有余，多数也参加在互助合作组织当中。他们中间有百分之六十六点九的户并无剥削，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点一有轻微剥削。他们大部经由互助合作发家，成为走新道路的富裕农民，有的成为互助合作中的骨干分子。这类人在互助合作基础较强的村为数较多。另有相当部分因互助组未能适时提高，不能满足其扩大生产的愿望，在组内表现摇摆不定。还有少数单干的富裕中农，一心走旧道路，力求挣脱任何束缚限制，公开地或隐避地在发展剥削经营。有人把这些人叫做走旧道路的“排头”。
贫农，在生活上也较过去提高。绝大多数没有车马，除在好的互助组和合作社里的以外，耕作多不应时，缺粪，每垧地少打一石到一石五斗粮，多数够吃不够穿。缺粮户占九个村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左右。他们不仅经济地位低，在多数村里，政治上也受歧视，入组时有困难，在互助组里受排斥，思想上表现消极、悲观，有些人因长期贫困、蹩气，有急躁情绪。
雇农，是极少数。九个村一共只有八户。一半是外来户，没有土地。其余都以卖月工、零工为主要收入，自耕少量土地。
新富农，九个村共三十六户，其中十九户已连续剥削三年以上，较为定型。多数雇用大量零工经营土地，兼放高利贷，少数拴胶皮车拉脚，兼营商业。有些人开始不以农业为重，认为投机、剥削赚钱多，“来的快”。因而有些农民对他们还很羡慕。吉林有的同志说：“哪个村有新富农，哪里也就竖起了一根小小的‘旗杆’”。他们与互助合作尖锐对立，对党和人民政府猜疑、戒备。时常拉拢少数落后的富裕中农，制造舆论，散放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不满情绪。
从以上可以看出：（一）在农村经济的发展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支持和党与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的农业生产和供销、信用的互助合作运动，这一运动的发展变化，影响与决定着农村中各种经济成分和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现，为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向大家富裕的新道路发展中，树立了鲜明的旗帜，带动着大量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互助组织的发展和提高，并组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部队；（三）小农经济盲目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趋势较前也有滋长，富农经济虽然数量不大，但在农民中间还有着一定的影响或吸引力；
（四）因此，在这些村里，同样可以看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党所领导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小农经济的自发趋势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或主导力量是党所领导的互助合作运动。但不能忽视小农经济的自发趋势既有“排头”，又有
“旗杆”。旧道路也不是一句空话。
二、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情况
和问题
九个村互助合作和供销、信用合作都有发展和提高。
工作较强的先进村——双城农丰村全村农民都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全村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户数占全村户数百分之七点九；十一个常年组，参加户数占全村户数百分之七十六点三；其余户都组织在三个三大季组和一个临时组内。最近有三个组准备建社，已经酝酿成熟。
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四个社都因领导骨干较强，土地、耕畜集体使用，在耕作先后上没有争执；多少不同地使用了新式农具，有的还换了好车好马，顺利地进行了技术改革，从而显著地多打了粮食。三个社的产量平均高于本屯互助组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农丰村马吉贵合作社每垧平均多打一石五斗粮），扣除公粮、马料、种籽、公积金外，每个劳动日分得三十五斤粮。每人平均做了一百六十个劳动日。在社员当中除少数入社前有剥削收入的富裕户、劳力特别弱或误工太多者外，收入都多于往年。社员欢喜，社外农民羡慕。有的互助组跃跃欲试，有些农民直接要求入社。原以为合作就是“社会”（社会主义），就要“平均”或“归大堆”的人，现在也开始托底，逐渐地解除了疑虑。因此，有效地带动了互助组，加上供销、信用合作的开展，自发势力大大地被削弱，少数迷恋于剥削经营的富裕农民已开始呼唤不灵，自己也觉得不体面。但三个较好的合作社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计划性差，窝工较多，在组织劳动上的包工办法还不够合理，在计算劳动上，有平均主义的现象。政治工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生产经营和财、会制度上都存在若干混乱现象。占有土地、生产资料较多与较少的社员在劳动果实的分配上，还存在一些矛盾。
互助组，在一九五三年的生产当中也受到很大的考验和锻炼，多数常年组在雨多草厚的情况下，实行了分帮、勤轮、快铲、快?的方法，做到比较两利公平，耕作质量和收获量多数也比单干户好。另方面，互助组也和组内、外的自发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组外富裕农民高价雇工，铲?迅速，对互助组影响很大。多数组适时地调整了工价，加强了对组员的教育，因而巩固下来。但有一些领导不强的互助组，在插组时排斥贫困农民，插组后在耕作上把贫困农民轮在后面，部分组因而“散花”“裂纹”。有些互助组内有的富裕农民日益觉得在组内不能满足扩大生产的愿望。有的在组内是三心二意；有的在组“胡搅蛮缠”、“耍尖抢头”；有的就干脆退出单干，或者拉拢少数贫困组员，拉出去自成小组，实际上是变相雇佣劳动，或者混在和单干相差无几的低级组里，干得“欢”，发展快，“铺派”越来越大。而越是这样，对互助组的侵蚀、瓦解作用也就越加增强。在五个一般村里，这种情况都开始显现。在这里互助合作运动虽有一定基础，但还需大力进行发展、整顿和提高。首先把基础较好的互助组适时地提高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进一步整顿加强各类互助组，这样才能巩固、发展已有的阵地和自己的主导地位。三个薄弱村因互助合作基础微弱，必须进行踏实的工作，搞好样子，大力提高低级组，才能扭转落后局面。
在互助合作的领导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是：除农丰村外，程度不同地都有自流的偏向。对于合作社多是少数“专家包办”，还没有列为县、区党委主要的经常的工作议题。另外，不少组、社的领导干部都有一些脱离群众的做法，如：“要办都要大”，“要搞就高级”，对低级组、旧习惯，不是采取逐步改造、提高的方法，而是一律要求繁琐的人马换工、事事互助等等。因此，只有认真克服这些缺点，才能顺利地把互助合作运动加速地推向前进。
供销合作社一年来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克服了压等压价、贪污浪费和单纯追求利润的偏向，进一步地得到提高，对农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数量较前增多，商品品种一般的都增加一百多种；和社员群众的联系，和上级社及国营商业的关系都较前更加密切。存在的问题是：在几个村社的领导干部当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保守落后思想，群众观点不强，机关、官办作风滋长，脱离支部领导，不调查社员需要，不重视计划，不接受先进经验，经营水平很低，多数赔钱，时常脱销。除此以外，克服县、区党委只管生产不管供销，或程度不同的轻商观点，加强领导，这样才能提高基层供销社领导及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
四个村的信用合作组织，都是一九五三年新办，虽然经验不足，但都在群众中建立了一定的威信。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区、村领导对信用合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放松领导，对信用合作的支持和宣传作得不够，群众还有若干顾虑。四个供销社的信用部因业务小而赔钱，同时因对方针、政策还不明确，在吸收存款当中，单纯面向富裕农户，而不依靠广大农民，放款中则有平均主义的缺点。因此信用合作是目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较为薄弱的一环，已有的信用合作组织，还需认真加以巩固、提高，没有的应积极进行发展、建设，开始创办可推广在组、社内部建立信用小组的方法，有条件也可直接建立信用合作社。
三、基层领导状况
三个区委和八个村的支部经过整党、推广肇源经验和学习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等三大文件之后，领导工作都有改进，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对互助合作的领导较前加强，也注意了学习生产技术，因而和群众的联系较前更加密切。
工作较强的先进支部，如双城农丰村支部，在领导工作中不仅常年抓住了生产中心和互助合作，并且开始学会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就是骨干带头、参加领导生产，搞好样子、推动一般，培养积极分子，带领群众，和老农商量，学习生产技术等等；还注意了互助合作、技术增产和思想教育三者的结合。这样，就使互助合作运动，占领了巩固的阵地，社会主义因素在迅速增长，资本主义因素则在逐渐削弱。
五个一般村的支部的领导工作，也有提高。但自夏锄以来都显露了程度不同的自流的现象，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偏向。在小农经济的自发势力滋长的情况下，自流是受“拥护”并且“合法”的。自流开来，有些农民就颂扬“日子得过”。自发势力已开始侵蚀着少数的党员干部，有的党员因家庭牵扯，不积极参加互助合作，阶级觉悟、界线、方向逐渐模糊起来，个别分子开始蜕化、变质，因而使党的战斗团结力量，松弛涣散下来。虽然多数党员经过整党后思想觉悟进一步得到提高，在互助合作当中积极肯干，但在紧张的生产当中，受教育很少，因而也有些人因为组内矛盾、困难未能适时得到解决而苦闷、消极下来。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农经济的自发势力侵蚀着党的基层领导并促其自流，而自流又便利了自发势力的滋长。
三个薄弱村，一个没有党的支部，政权不纯；两个一向工作基础落后，骨干力量单薄，这都是县、区长期放弃领导的结果。
但不管在一般村或薄弱村，多数的骨干党员都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在互助组和青年、妇女的组织当中，都有相当数量的积极分子，多数农民也都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加强领导，克服自流偏向。
八个村支部共同的问题是缺乏正常的集体领导制度和党内生活，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开展，有事是党、政、青、妇一揽子来进行，党员和群众代表、积极分子溶化在一起，长此发展下去，支部的堡垒作用，将更加削弱。
八个村支部在工作中的改进和存在的偏向都是和县、区党委的领导分不开的。县、区党委在一年当中，紧紧地掌握了生产中心，领导广大农民和自然灾害作斗争，在发展提高互助合作和技术增产方面，都培养了先进的典型和旗帜，这是基本的方面。问题是在客观方面，骨干少，流动大；在农业生产当中自然灾害较多，苦于应付。这都增加了领导工作的困难，也是造成“抓点扔面”的原因之一。主观方面，是在领导思想上，还没有清楚明确地看到当前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党所领导的合作化运动和小农经济的自发趋势之间的矛盾，因而对巩固、提高互助合作，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和限制富农剥削等政策，不能够经常地、清醒地、正确地进行贯彻。对于支部工作，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都有放松，对整党成果没有进行应有的巩固工作，党不管党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有的县、区还满足于整党当中所给予党员的思想教育，对自发势力对基层组织的侵蚀，缺乏警惕。由此可以得出经验，要推行农村合作化，发展农业生产，使广大农民更加富裕并为国家增产更多的商品粮食，决定的因素是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些地方已经开始，每个人的眼睛都更加明亮了，加上一年来艰苦工作的丰富经验，我们相信，三个县和所属区、村工作，今后将会大大提高一步。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