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武德传统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爱国主义教育系列谈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武德传统
杨春长赵泽民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武德传统。武德指军旅与军人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实践，它是军旅与军人的灵魂。春秋时期，就出现了“武德”这个概念。《左传》提出：“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也说：“军队的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之中的优秀武德传统，经过历代军旅实践的承传创造，以其卓尔不群、气壮山河的崇高品格屹立于世间，成为克服困难、战胜强敌的锐利武器。继承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加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帮助广大官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军旅职业道德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扬爱国奉献的旗帜，将爱国报国视作军人价值的最高实现
中华民族历代正义之师及其优秀官兵，都是热爱祖国，精忠报国的。忧国忘身是古代将帅必备的首要品德。“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桴而鼓忘其身。”（《尉缭子·武议》）崇高的责任感和战场环境的需要使他们正视牺牲：“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将苑·将志》）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牺牲奉献成为历代优秀将士前仆后继的选择。汉代大将霍去病屡建奇功，汉武帝要给他修建府第，他却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东汉名将马援以马革裹尸自誓，宣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后来他果真实现了誓言；岳飞身刺“精忠报国”四字，并用“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表达心声；文天祥“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于谦“一片丹心图报国”；戚继光“封侯非吾意，但愿海波平”；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历代民族英雄、优秀将士的这种爱国奉献、重义轻生的高尚品质，不断地激励、教育后来者，也受到历代人民的敬仰。那种苟安降敌则成为莫大耻辱，这与外国某些实用主义的投降观形成了鲜明对照。
强调爱民保民，将“爱民者强”的思想贯彻到军旅实践中
从古代《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强”和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出发，《荀子·议兵》中提出“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的著名论断，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宣宗》中称：“民者，兵之命也”。历代优秀武德传统，都非常强调爱民思想。“古之兵，皆出于民者也。故民附则兵多，而勃然以兴；民叛则兵寡，而忽焉以亡。”（《文献通考·兵六》）因而“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将略要论》）胜败的关键在于是否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因此要处处便民利民。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说：“你不肯杀贼保障他（指百姓），养你何用？”优秀将士用行动、用鲜血生命保卫国民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著名将领岳飞率领的岳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闻名于世，士兵中有拿民间一缕麻用来捆马草的，即严厉惩处。部队夜宿民房外，村民邀请进屋，也没人敢进去。当然，对古代将士爱民保民的思想与实践，我们也要看到他们有被迫与功利的一面，有欲安民先爱民的成份。
从祖国利益出发，热爱军旅事业，厉兵精武，建功立业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卫国安邦，维护祖国利益，必须有一支相应的军事力量。孙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深刻指出：“兵者国之大事”。古往今来，大凡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尤其是优秀将士，都非常热爱军旅事业。尚武、精武首先表现在对居安思危、忘战必危的正确认识上，“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苟欲弭兵，莫如备兵”（陈庆年《兵法史略学》），因此，防范侵略、精武报国就成为优秀将士的共同特征。战国时老将廉颇不顾年迈，请缨杀敌；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终于平定西域，安邦保民；三国时吕蒙克服重重困难，坚持钻研兵书，成为帅才；东晋祖逖、刘琨“闻鸡起舞”，苦练杀敌本领；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创建“鸳鸯阵法”，重创入侵敌军……历代优秀将帅在加强自己的技艺和指挥修养，“习兵法”、“学武艺”同时，还高度重视训练三军：“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将苑·习练》）。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不仅论述士卒训练，而且特别着重论述练将。
推崇义勇精神，将英勇无畏、坚韧顽强的品格纳入正义轨道
孙子把勇敢当作为将士的五德之一，“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后代类似提法虽各有差异，但“勇”不可或缺。岳飞强调“用将须择孤寒忠勇，久经艰难，亲冒矢石者”。勇敢既是军人职业特点和标志，也是克敌制胜的关键。中国传统武德从来没有把勇敢孤立看待，而是更多地把它纳入仁义的轨道，认为只有符合正义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率义之谓勇”（《左传·哀公十六年》），“轻死以行礼谓之勇”（《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因此，“仁者必勇”，“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违强陵弱，非勇也”（《左传·定公四年》），那些违背人民心愿，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勇”只能是暴虐残酷。勇敢也不等同于鲁莽、冲动，“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留侯论》）。所以，单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介武夫历来受到鄙夷。孔子认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智勇双全”成为优秀将士追求的目标。曹操曾言“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强勇，一匹夫敌耳。”（《三国志·夏侯渊传》）
培养坚韧顽强、自强不息的品质，也是历代优秀武德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是中华民族的高尚品质，更是历代优秀将士的职业道德。传统武德熔铸民族性格于军旅实践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正所谓“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计”的顽强拚搏；“淮阴（韩信）忍辱”是“忍小忿而成大谋，屈一日而伸于后日，此则勇者之所畏”的体现；卧薪尝胆，“勾践灭吴”是“古之立大事者，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的证明；辛弃疾赠人与自勉的诗句：“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形象表达出壮志未酬誓不休的情怀；明末将领夏完淳在抗清失败后，仍坚信“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这些顽强拚搏的言行，是以钢铁意志和无畏精神来抗击挫折磨难，为达到理想目标不懈进击的体现。在世界军事史上，比较其他各国军队，刚健有为，坚韧顽强确为中国传统武德的显著特色。
严明军纪，树立令行禁止，遵纪守法的良好作风
从古代“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周易·师》）的思想出发，历代都把纪律作为军队盛衰存亡的关键。“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诸葛亮《兵要》）这是很有见地的军事思想。纪律法令，一经制订，就必须坚决执行，“申明号令，不可姑息”，（明太祖《谕将士》）“令不可轻”（诸葛亮《将苑》），使“禁必欲止，令必欲行。”（《管子·兵法》）“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严明的军纪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成为“义军”的主要特征。刘邦起兵攻入咸阳后“秋毫无所犯，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结果秦地民众都希望刘邦为王。明太祖朱元璋每逢出征前都告诫将帅严明军纪，“秋毫无犯”，他的大将徐达因执行军纪严，管理部队好，屡受重用。大将胡大海自称“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而已：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所以军纪严明，战斗力强。宋代的岳家军、明代的戚家军和太平天国早期的军队，都以军纪严明著称，并取得很大胜利。
维护军队团结，强调“师克在和”、上下一心，爱兵如子
“师克在和”是古代军事思想中关于团结制胜的典型概括。历代优秀武德传统，高度重视军内军外的团结，如君将、上下、军政、军民、盟军团结等，《吴子》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战国时期赵国廉颇与蔺相如不计私怨，顾全大局，“将相和”的故事传为佳话。“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淮南子·兵略训》）这些见解真是入木三分。唐代名将郭子仪、李光弼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捐弃前嫌，团结奋战，终于平息了叛乱。朱元璋总结自己的经验，说自己是“将士一心”，而敌方虽兵多将广，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终于失败。太平天国的最后败亡，根本原因是其领导人争权夺势，不团结、闹内讧。
古代武德传统强调官兵团结时，十分重视将帅要身先士卒，爱兵如子，这确实抓住了上下团结的关键。“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地形篇》）关心士卒疾苦是爱兵的主要问题。著名将领司马穰苴每于部队扎营后亲自探病问药，吴起亲为士兵吮吸脓疮，岳飞亲为士卒调药等等，都闪烁着官兵一体，誓同生死的道德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