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仙去功业永存——悼念李约瑟院士 [复制链接]

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

哲人仙去功业永存
——悼念李约瑟院士
席泽宗
1995年3月25日上午9时半，我突然接到从海外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说话人向我沉痛宣告：“敬爱的李约瑟博士已于北京时间今晨5时（格林威治时间24日晚9时）逝世，享年95岁”。说话人是李约瑟40年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合作者，现任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的黄奂宗博士。我在接完电话以后，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了一些有关人士。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一位对中国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他的逝世是国际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李约瑟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早年是剑桥大学的一位生物化学家。他在31岁时出版的三卷本《化学胚胎学》，受到世界各国100多种学术期刊的赞誉，被认为奠定了这门分支学科的基础。1937年他的实验室来了三位中国留学生：王应睐、沈诗章和鲁桂珍。他们的良好作风和优异成绩，使李约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发生了兴趣，他开始学习中文和钻研中国文化。
由于有这样一个背景，1942年英国政府选派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时就挑中了他。1943年初来到中国西南，这时国共两党已处于貌合神离状态，他觉得作为外交官，很难有所作为。但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朋友，则大有可为。于是他离开大使馆，在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并担任馆长。1943年至1946年在华四年期间，为了了解中国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需要，他历尽千辛万苦，跑遍了尚未沦陷的10个省份，访问了300多个大学、科研单位、医院和工厂，结识了上千位学界人士，向他们提供了6775册图书和200多种学术期刊的缩微胶卷，以及一些仪器和化学试剂，成为“雪中送炭”的朋友。与此同时，他又把我国139篇科学论文推荐到国外发表；经过推荐出国学习的曹天钦等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科研骨干力量。根据调查研究，他于1945年出版的《中国科学》（影集）和《科学前哨》两书，虽然篇幅不多，但价值极大，对抗战时期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活动，作了详细记录和热情报道。
急于开展大规模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李约瑟，于1946年离开中国后不久，把精力愈来愈多地投入到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上。由他组织、设计和作为主要撰稿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于1954年开始出第一卷，至今已40多年。按照他当初拟定的提纲，这部书本来准备出七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集的材料越来越多，从第四卷起就分册出版，最终将为7卷34册。目前出了16册。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作系统而全面的综合研究，李约瑟是首创，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别的著作，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及其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方面，达到如此规模、深度和水准。
李约瑟的工作，改变了世界汉学研究的面貌。以往的汉学家只注重文史哲，而今则必须把科技史放在其视野之内。通过他在剑桥建立李约瑟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学科。如今，世界七大工业国，除了加拿大以外，都建立了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机构。
李约瑟以其大半生的工作使全球的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解放后他八次来华，一直担任着英中友好协会（至1965年）和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为我国参加各种国际科学组织，为我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进行交流合作所做的牵线搭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也在百次以上。1955年8月以汪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去布鲁塞尔参加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就是在李约瑟的帮助和斡旋下才得以实现的。现在，他的研究所经济很困难，但计划一直到1999年，每年仍提供食宿和往返路费资助一位中国青年学者前往进修。
在英国，既是皇家学会（自然科学）会员，又是学术院（人文社会科学）院士的只有他一个人。他获得过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还得到过世界各国的许多奖励；他不仅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还是好几个国家的外籍院士。在众多的荣誉面前，他从不自满，勤恳工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处处留心，不耻下问，见微知著，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治学态度和工作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现在虽离我们而去了，但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很丰厚的遗产。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附图片）
上图：李约瑟在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79）。
左图：李约瑟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