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研究现实研究历史——《胡绳文集一九七九—一九九四》评介 [复制链接]

第11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科学地研究现实研究历史
——《胡绳文集一九七九—一九九四》评介
陈大雅
胡绳同志于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４年间写的主要文章，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这是作者近十多年来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实和历史的丰硕成果。现在，择其主要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是８０年代以来作者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概括说来，他集中论证了两个相互联系着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为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怎样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作者没有概念化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进行解说，而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做出了新颖而深入的分析。
作者指出，中国之所以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的国情决定的。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支持的封建势力在中国建立起联合的统治，造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境，决定了中国没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和民主问题，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具体的国情，也决定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采取特殊的方式。作者指出，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不能不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从５０年代后期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为克服这方面的缺点，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各种努力。这期间接连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使建设事业遭到很大的损失。
作者从过去的“左”倾错误中，总结出两个根本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进入建设时期不能再破字当头，而要立字当头，即一切以建设为主，一切着眼于建设。决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去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一切问题都应该通过健全民主和法制，通过逐步建立各种制度来解决。作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就是一条以立为主的路线。改革固然要破除僵化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上层建筑，但这也不是简单的破，而是为着不断发展生产力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第二个教训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因而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中几乎完全没有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原有经济文化的落后，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许多特殊问题和特殊困难，使得中国现在只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看不到这一点，以为只凭一些“纯洁”、“完美”的社会主义抽象概念作指导，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那当然会犯大错误。有鉴于此，作者着力论证了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学习和继承资本主义的一切对社会主义有用的“遗产”，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这正像列宁在１９１９年所说：“没有资本主义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作者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篇力作。作者高度估价了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观点，指出这是以新的东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几十年来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的突破，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有重要意义。作者在分析国际范围内６０多年间社会主义流行体制存在的问题时，着力剖析了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端。他指出：“不对计划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承认和接受市场经济的优点，那就不仅造成经济上的萎缩，而且形成政治上的不安定。”作者指出，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和方法
就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方面面的问题，详加阐释，答问析疑，是这部文集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反复论述了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作用，强调为适应时代需要，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他认为，社会科学不但要注重有着直接实用价值的对策性研究，同时也必须重视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决不应该因为这类研究不直接为当前问题提供对策而予以轻视；相反地，不进行高水平的系统的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也就无法保证和不断提高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质量。况且，必须充分估价哲学和各种人文学科，对于人们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风尚，对于提高民族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根本方针。作者多次强调，在这一条上，不能有任何动摇。为克服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保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进行正确的指导，作者对有关的各种问题，诸如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继承人类文明遗产的问题，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保证学术自由的问题，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正确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的问题等，都做了深刻的分析。
作者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不仅不意味着拒绝人类文明的遗产，相反地恰恰是要把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妥善地继承下来。当然，不论对于我国悠久的民族文化遗产，还是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都只能采取批判继承态度。而要想把批判继承资本主义文明的工作真正做好，那也只能在开放的条件下，在敢于同资本主义文化打交道的条件下，才能够办得到。“对外开放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现在，要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必须大胆引进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鉴别、采择、批判、吸取和消化。
作者指出，学术自由是保证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前提，“学术研究是无禁区的”。提倡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只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凭借一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更正确更有效地进行研究。应当妥善地对待学术研究中的分歧，不能把学术上的分歧随意上纲为政治分歧。对于任何学术见解，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以求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改正错误，服从真理，繁荣学术。
他说，社会科学领域内，确有一些学科和门类，例如语言学、逻辑学、文献考据、考古发掘等，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难以定性为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就不要去给它勉强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应当承认，一些没有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会做出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有价值的成果。对这样的学者应当团结。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应当尊重，要以博大的胸襟实事求是地评估它们的价值。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这部文集还收入了多篇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和讲话。这些文章和讲话都是针对国内外某一种或某一类观点，从正面阐述和论证自己的见解，作出回答，并且常常由此揭示出适用于更大范围内观察社会、观察历史的方法论问题。
作者在１９８１年１０月间发表的关于辛亥革命的几篇文章，是针对西方流行已久的一种观点而写的。这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并不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只是一些醉心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把和中国格格不入的民主共和强加于中国”。作者通过对史实的剖析，着力证明，“辛亥革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植根于中国人民群众中的”，因而它是一场必然会发生的必要的革命。这表明作者十分关注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回答了西方“中国学”的挑战。
１９８９年发表的《“五四”和反封建》一文，是为了回答当时在知识界颇有影响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文化进行了“过火”的攻击，以致打断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迅速转向革命斗争，反封建的民主启蒙工作被中断了，致使封建专制主义一直流毒至今。作者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剖析，以及对此后７０年历史的回顾，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虽有某些“过火”言论，但“真正起的作用是打破了封建传统文化定于一尊的局面”；说明此后７０年间“五四”反封建传统并未中断，而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这篇文章就如何对待“五四”以来文化上的发展，以及思想文化上的“破”与“立”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这对于当前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把现实研究、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是这部文集非常显著的特色。这些文章，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思路。这部文集的出版，对于人们学习和理解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必将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