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谈十卷本《北京通史》的编撰 [复制链接]

第11版(理论)
专栏：

　　都市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谈十卷本《北京通史》的编撰
高起祥
由北京社会科学院几十位专家、学者编撰的十卷本《北京通史》最近由中国书店出版。北京作为文化名城的历史远比世界上许多大都市悠久，要想全面、系统而又科学地展现它的历史面貌，绝非轻而易举之事。首先要有一支有史学功底又耐得住贫穷和寂寞的研究人员队伍。其次要广泛收集从北京城市开始出现以来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资料。明、清以前资料稀少，需要借助已经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和文物资料；明、清以后资料浩繁，既要通读又要筛选、鉴别。在耗时数年的史料、资料整理基本齐备后，才有可能进入通史的研究和写作过程。此间一连数载的孤苦与艰辛是常人绝难想象得到的。
北京不同于在资本主义发达时期兴起和建设的许多外国都市，也不同于其它的中国名城古都，它是地球上人类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古代虽只是北方重镇，但有着古老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近千年来更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其显赫的地位越来越高，其突出的作用越来越大。
如何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真实、科学地记述北京的发展历史，《北京通史》课题组的专家们不仅注意到了史书所应共有的范围和内容的广度，而且努力加大它的深度，使其能够古为今用，尤其注重研究了北京从古到今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在客观地叙述北京的城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的演变史实当中，总结出符合客观实际而又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使今人能够以史为鉴，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更有利于北京市今后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历史毕竟只能是追记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而要演进成历史科学则要研究、阐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和普遍规律，正如列宁所说，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不仅要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还要考究产生这些动机背后的物质的原因以及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特别是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还要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和这些条件的变更，从而认知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北京通史》也试图在史学方法上有所改进。恩格斯早在１８９０年《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就指出过：“全部历史都应该重新加以研究。首先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北京通史》虽不敢说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上有多大的创新，但毕竟摆脱了写历史只是讲政治、讲军事、讲阶级斗争的旧的模式，视野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科学以至社会生活的层面，不仅吸收了考古学、文物学、人类文化学等方面的成果，也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城市学、民族学、人口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北京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置沿革、政区城区、政治军事、城市建设、经济贸易、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生活、自然环境变迁等多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这就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北京地区社会演变的历史全貌，进而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史学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