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商”说徽商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人民论坛征文

　　从“儒商”说徽商
盛禹九
现在不少人在谈论“儒商”。我以为，谈到“儒商”，不能不说说我国的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确切地说，是指明清时代徽州府所属歙县、绩溪、休宁、黟县、婺源、祁门六县经营商业的人。这一地区山峦重叠，人多田少，人们有出外经商谋生的传统。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的三百年间，是徽商活动的鼎盛时期。徽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从东海到西陇，从滇南到漠北，整个华夏甚至海外，都有徽商的足迹，而在长江流域一带，几乎是“无徽不成镇”。正是这支人数众多、财力雄厚的徽商队伍，在神州大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阵阵商潮，对我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商而兼士，贾而好儒”，是徽商有别于当时其他商帮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果说，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者的尊士抑商政策，很少出现过“儒商”；而在明清这段时期，“儒商”迭出，并凭借其知识才智在商界显露光芒，那就是徽商。当时徽商之所以风行全国并长盛不衰，除了其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外，“亦商亦儒，商儒结合”，则是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显然，徽商“商儒结合”的这个“儒”，已不是孔孟倡导的“君子言义不言利”的那个“儒”，而是“既言义，也言利”、“义利相通”的这个“儒”。这个“商”，也不是过去居“四民（士、农、工、商）之末”的那个“商”，而是大力提倡“商农并重”，并以其实际行动争取社会认同的这个“商”。这是对儒家传统的重大发展和突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徽商从崛起到繁荣，囿于历史的局限，存在着许多弱点和不足，但有两点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一是重商德。徽商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由此形成“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制利”的商业道德。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和气生财，公平守信”的准则，成为徽商赢得信誉和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
二是重视文化建设。不论是先儒后商，还是先商后儒，徽商在学儒从商后，视野大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振兴文化。他们不仅在落地生根处构筑书楼画室，添置文物典籍，并且联盟结社，广交鸿儒硕士，还在乡梓故里修书院、办义学、撰方志、刻书藏经、购聚文物，并广邀名流学者传经讲学，因而孕育了包括哲、经、文、科、工、医、艺在内的辉煌灿烂的徽州文化，使这一地区从此呈现百花吐艳、群星争辉的繁荣景象。正是这块沃土，培育了一大批有杰出贡献的哲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艺术家，像朱熹、戴震、江永、程大位、王茂荫，直到近代的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人，都是其中佼佼者。
“千艘舳舻四海通，亦官亦贾亦儒宗，文明若论因何盛？应记徽商第一功。”刘夜烽先生的这首诗，对徽商的功绩作出了生动和确切的评价。它又一次证明，知识和商业一旦结缘，就会迸发出耀眼火花，对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封建制度从来都是发展商业的最大障碍。清代后期，由于统治者政治思想的重重禁锢，经济上横征暴敛，再加上帝国主义入侵，国内战乱不已，使得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徽商难以为业，一部分逐渐转化为地主和官僚，与统治者合流，其余大部分相继破产衰落。从此，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华经济文化一蹶不起，被远远抛在世界的后面，成为“挨打”的对象。这是徽商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但徽商精神并没有因徽商的衰落而泯灭。封建王朝覆亡后，我国又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实业家。他们学习近代文化科学知识，讲究商德，开拓进取，走向世界，并且热心于文化教育公益事业，为祖国经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从陈嘉庚、包玉刚、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曾宪梓这些爱国实业家的商海生涯中，人们看到当年的徽商精神仍在继续得到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