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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版()
专栏：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孙定国
俄国的一九○五—一九○七年革命失败以后，是血腥的斯托雷平的绞架统治的年代，是俄国革命非常困难的年代，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党内外敌人进行激烈斗争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斯大林坚决地拥护了列宁的路线，表现了他是列宁的最忠实最勇敢的战友和学生。列宁对于斯大林在当时的著作——例如“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和“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都给予极高的估价。当时以列宁为首，结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团结核心。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工人阶级渡过漫长的黑暗时期，迎接了新的曙光。
载在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文章，大部分是斯大林在其革命活动中的两个时期，即巴库时期和彼得堡时期所写的。从这些文章里，我们看到斯大林怎样以无比的忠诚贡献给俄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看到斯大林是何等忠实于列宁路线，而又何等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贯彻于俄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去。
一
一九○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善于适应已经改变了的环境，提出自己的新策略。这个新策略的出发点，就是要在革命暂时没有高涨的时候，实行正确的有组织的退却，改编队伍，积蓄力量，长期准备，以便向敌人举行新的进攻。
无疑地，这个新策略的提出，乃是维护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积极成果和迎接新的革命高涨的关键所在。列宁在这时候，英明地规定了并且坚持了唯一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而斯大林正是列宁路线的热烈拥护者和坚决贯彻者。载在全集第二卷的每一篇文章都充分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策略路线的明确性和坚定性。
一九○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正是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对于孟什维克的胜利的大会。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一文中，科学地估计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工作总结。他尖锐地揭破了孟什维克在革命中所持的取消主义态度，揭露了它的阶级实质，从而捍卫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
根据代表大会的成份和代表地区的几个具体数字的分析，斯大林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大工业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特别明显和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地区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是真正无产者的策略。……孟什维克的策略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和农村半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不很明显和阶级斗争还隐蔽着的地区的策略。孟什维主义是无产阶级中半资产阶级分子的策略。”（页五二）
斯大林的这个杰出的分析，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而且给各国共产党提供了研究策略的阶级基础的典范。
斯大林在这篇札记中，还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策略的分歧点，作了极为确切的解剖。他说：“……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是革命的推动者，更不能是革命的领袖；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和它进行顽强的斗争。
“无产阶级是我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它既关切俄国革命，又能引导俄国的革命力量去冲击沙皇专制制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全国的革命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只有它才能把我国的革命进行到底。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来培养无产阶级去起革命领袖的作用。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实质。”（页六二）
很明白，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到底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还是把领导权让给自由资产阶级呢？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显然，如果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那就等于断送革命事业。
斯大林在其革命活动的巴库时期，有力地把巴库工人争取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团结在列宁路线的周围。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是参加国家杜马的辉煌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的模范。
委托书明白地表示社会民主党党团参加国家杜马的目的，以及在国家杜马中如何进行斗争的策略思想。这就是说，党团是为了坚持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是为了利用国家杜马这个公开的讲坛，去向工人阶级作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去揭露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参加国家杜马，是以党团的公开的合法的斗争配合党的地下活动——党的秘密的非法的斗争为基本方针的。显然，这是唯一正确的列宁的策略。
一九一○年，列宁曾在“政论家底时评”中指出，这个时期乃是“革命底两个浪潮之间”的过渡时期。党必须适应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公开的机会去争取群众，而国家杜马讲坛恰恰就是作这样性质的斗争的最方便的场所。当然，在这样的场所里，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在这里，要是忘记了必须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就是把群众关在革命的大门之外，使他们去听反革命的叫嚣而听不到革命的声音。其结果当然就没有可能去争取群众，积聚力量。另一方面，在这里，要是忘记了巩固被敌人打在地下的秘密党，忘记了坚持党的秘密的非法的斗争，就必然要损失自己最可靠的阵地，而使党变成了投降主义的党。列宁的策略之所以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就在于它既反对了右的投降主义，即右的取消主义，又反对了“左”的冒险主义，即“左”的取消主义。它把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和秘密的非法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斯大林的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所表现的光辉思想，正确地反映了列宁的唯一正确的策略观点。
斯大林还把这一唯一正确的策略观点，用之于具体地领导巴库工人的实际斗争。在这些具体斗争里，斯大林实现了列宁的策略路线，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灵巧地配合起来。斯大林在一九○八年所写的“选举以前”、“再论有保障的协商会议”等一系列指导巴库工人和石油业主进行针锋相对的策略斗争的文章，正是一个深刻的明证。在狡滑的石油业主面前，巴库工人进行着有效的斗争，而石油业主终于受到惩罚，吃了败仗。列宁给予斯大林在巴库所领导的群众政治罢工运动以极高的估价。
“高加索来信”是斯大林彻底批判孟什维克在纲领上和策略上的取消主义，保卫布尔什维克党性的典范。斯大林在对孟什维克在纲领上和策略上的取消主义的分析中，从根本上揭穿了孟什维克的阶级实质，这就使人信服地认识到为什么孟什维克不是什么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斯托雷平工党。
列宁在与孟什维克公开的取消派作战的时候，始终都坚持着对于“左”的取消派—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严重斗争，同时也没有放松对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中派主义斗争。因为不击败“左”的取消主义，就不可能巩固党在反对右的取消主义斗争中的胜利；同样地，如果不击败中派主义也就不可能贯彻党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彻底胜利。显然，没有党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彻底胜利，就没有可能形成完全的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没有可能把俄国革命从黑暗引向光明。斯大林恰恰是在实际斗争中体现列宁的这些英明思想的最果敢的战士。全集第二卷中的“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和“关于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结果”等，都是比匕首还要锋利的短文，准确地击中了“左”右取消主义和中派主义的要害。
总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在我们学习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时候，不能不首先着重地研究一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策略问题。凡是正确的策略，总是以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为其主要特点的。列宁、斯大林的策略路线之所以是战无不胜的，其原因即在于此。凡是错误的策略，总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离为其主要特点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策略之所以到处碰壁，其倒楣原因即在于此。这对于中国的革命者说来也是十分亲切的。我们的革命也曾经经历过如同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的黑暗时期，在策略问题上，我们党内也曾经进行过长期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教育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时候，不能不深刻注意到伟大的战略目标，总是要通过若干具体的策略阶段才能达到的。要注意革命战略，还必须注意革命策略，毛泽东同志也正是经常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应该从斯大林这里学习策略为战略服务的精神，学习在运用策略时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精神。
二
俄国的民族问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无产阶级在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同盟者和后备军的问题。即：俄国的各民族人民究竟是跟着俄国无产阶级一起前进，还是成为当时的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后备军？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战胜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观，还是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战胜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族观？由此可见，民族问题在当时乃是俄国革命成败的重要问题之一。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一名著中，科学地回答了民族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斯大林给民族下了如下一个著名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页二九四）他指出：“……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同上）并指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页三○○—三○一）斯大林这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定义和民族问题的历史观点，有力地驳倒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民族理论，并有力地驳倒了一切反动的种族理论。
斯大林的这一著名的民族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是布尔什维克的民族纲领的基础。西欧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理论家”，把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完全割裂开来。他们认为民族问题是和革命的总问题毫无关联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脱离阶级斗争的民族观，乃是不可想像的；民族问题是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各国劳动者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深刻地注意了当时为斯托雷平政策所掀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他指出，这种民族主义的浪潮是一种沙文主义的“时疫”。因此，“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不受一般‘时疫’的传染。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页二九○）
斯大林在这一名著中，又科学地深刻地阐明了各国民族运动的发展的性质。他指出：“民族运动的力量决定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页三○三）并指出：“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他们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像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末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页三○三—三○四）斯大林的这种深刻的阶级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给予了最宝贵的钥匙。
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后备军了。腐朽的资产阶级再也不是民族运动的旗手了。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高举起民族解放的旗帜，领导自己的民族走上彻底解放之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又着重地提到这个问题，这是一篇不朽的遗嘱。
此外，斯大林在此文中，还明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对于民族运动的根本观点。他说：“……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国际主义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页三○六）
显然，斯大林在这里所提出的民族自决权这一革命的民族纲领，是和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民族纲领尖锐地对立着的。斯大林在解释这一民族纲领的时候写道：“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他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页三○六）
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指出：“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但这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这样做，也不是说自治制或分离制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利于该民族，即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页三○八）
显然，斯大林的这一民族自决的革命的民族纲领又是和崩得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尖锐地对立着的。斯大林在分析了崩得的分离主义的种种事实之后，得出如下的结论：“这真是登峰造极的‘划分’和‘独存’。崩得已经达到了目的：它已经把各民族的工人分离得厮打起来，分离得做起工贼来了。不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
“工人运动的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意志的沮丧，——这就是崩得联邦主义造成的恶果。”（页三三九）
崩得的分离主义，实质上也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变种。其结果同样地是损害着无产阶级之组成为统一的国际大军的利益。
斯大林的反对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分离主义的理论，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典范，它永远照耀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工人阶级走上国际主义的大道。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在我们学习斯大林全集第二卷时，也是不能不着重地研究一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我们的国家已团结成为一个各民族的亲密和睦的大家庭。我们应该从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著述中，吸取更多的东西，进一步地做好我们的民族工作。
三
在全集的第二卷里，斯大林对于党的问题给予了极为深刻的注意。他在“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中央的信”和“拥护党！”这几篇著名的论文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组织问题。斯大林认为：肃清党内的取消派机会主义分子，并通过出版党的全国性的报纸，使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使党组织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乃是使党走上新生道路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措施。在“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中，他一开头就指出：“谁都知道我们党正遭遇着深重的危机。党员退党，组织缩小和削弱，各个组织彼此隔离，没有统一的党的工作，——这一切都说明党病了，党正遭遇着严重的危机。”（页一四一）接着，他又指出：“特别使党感到沉痛的第一件事是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的状态。”（同上）
无疑地，在当时那样严重政治状况下，如果党不是在思想上、在组织上统一，不是密切与群众联系，那末，党就不可能不被敌人打散。正因为如此，斯大林认为，必须把党团结成为统一的党，必须把党培养成为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他写道：“必须使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这是地方的任务。
“必须使上述各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彼此联系起来，这是中央的任务。”（页一四九）
斯大林提出了解决地方的任务的办法：必须在进行一般政治鼓动的同时，还要根据迫切的日常需要来进行经济鼓动，经常参与工人的斗争，建立并巩固工厂党委会，把党的职责尽可能集中在先进工人的手中，并组织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来培养坚定而有学识的工人领袖。斯大林也提出了解决中央的任务的办法：“必须创办一个能把地方组织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起来并且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的全国性的报纸。”（页一五○）
斯大林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列宁大大的赞许，并在一九一二年召开的布拉格党代表会议上得到了实现。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驱除了分离党的孟什维克分子，正式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独立存在的事实，建立了领导俄国革命工作的实际中心——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斯大林是十分重视报纸工作的。他不论在巴库或在彼得堡，总是亲自领导着党的报纸工作，通过报纸对工人阶级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并指导工人进行实际的斗争。斯大林认为报纸乃是党时刻向工人阶级说话的唯一工具。他在“真理报”的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我们的目的”一文，可以代表他关于这一方面的思想。他说：“以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光芒照耀俄国工人运动的道路，在工人中间传播关于工人阶级的朋友和敌人的真情，捍卫工人事业的利益，——这就是‘真理报’所要追求的目的。”
（页二四三）
斯大林的这一名文对于通过党的报纸而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以及党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斯大林所曾经领导过的“真理报”，正像光芒万丈的火炬，照耀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道路。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在我们学习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时候，也还必须深刻注意关于马克思主义建党的理论。斯大林的关于党要密切地联系群众的理论，关于地方党要紧密地团结在党的中央的理论，乃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重要理论基础。党如果不是联系群众而是脱离群众的，党如果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那末党就不能成为工人阶级性的政党，也就不会有任何战斗力量。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共产党内部的任何脱离群众的行为和分裂党的行为，都不能不认为是非法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一理论，后来又被斯大林集中地表现在他的“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中。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深刻地阐述了党如何联系群众，如何巩固党的统一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所共同遵守的铁则了。
我们党的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始终是以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建党的理论教育我们，始终是把党和群众的联系和党的统一这两大原则，看作是党的强大生命力量的源泉。我们应该从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学习中，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所进行的建党教育的理论基础。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语，都是引自“斯大林全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