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女性如何融入现代社会——首都部分女性解析女性文化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东方女性如何融入现代社会
——首都部分女性解析女性文化
本报记者卢新宁祝华新
记者：近年来，在一些行业排斥女性的同时，大量出现了“公关小姐”、女秘书、歌女舞女等“青春型职业”，这是否意味着女性日益被置于被观赏、被决定的文化客体位置？
禹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编审）：市场经济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她们能参与男人世界的竞争。“青春型职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这本身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女性如何在这些职业中把握自己。这些职业的设定原本就带有男性文化的痕迹，容易把女性置于陪衬、从属的位置。这就给这些女性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用青春美貌包装自己，甘愿作男性文化的宠物，还是珍惜青春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女性需要高度的文化自觉。
田禾（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某些青春型职业已经成了众多女青年朝思暮想的就业目标，其中包括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价值取向如此偏颇，足见我们教育的失误！“青春型职业”的兴盛，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地位的改善绝不是衡量妇女解放的唯一尺度。
记者：那些事业上表现卓越的职业女性（有的男性称之为“女强人”）的出现，与传统的性别审美心理发生冲突。您如何评价这种冲突？
陈祖芬（报告文学作家）：大家都讲“女强人”，恰恰说明女性不够强大。出个女厂长女经理就是“女强人”，可男厂长男经理一大堆一大箩，也没人说什么。这说明社会并没有对男女同等要求。
刘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副总经理）：我很反感“女强人”的提法。“女强人”给人的感觉是雌性雄化，这里面最深层的恐怕还是男人对女性的理解问题。他们心目中的女人必须是柔顺的“贤妻良母”型，所以稍稍做出点事就变成强人了。
我想大多数成功女性都不会认为要了事业就不要家庭。现实中有许多人对两者关系处理得很好。尽管社会进步，生活节奏加快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与现代生活并不矛盾。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男性的观念，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等。对于想干大事的男性来说，在工作中他不会歧视女同事，但在选择伴侣时又希望找一个甘做配角的女性，将家庭作为歇憩的港湾，这就给一些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女性造成一定的压力。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把男女平等看成男女完全一样也不一定好。中国传统的关于和谐的理想，所谓和而不同的原则，我觉得很好，和谐相处发挥男女各自的特长。
记者：知识女性往往面临事业和家庭的矛盾而难以两全，同时她们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常常得不到包括知识男性在内的社会舆论的充分肯定，因此有人说“做女人难，做知识女性更难”。您是否也有这种困惑，或者您如何解释这种困惑？
陈一筠（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有些男性不能接受超过自己的女性。我们在婚姻咨询中发现，城市大龄未婚女性有“三高”，即高个子、高文凭、高素质。原因何在？有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但传统择偶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总是习惯于甲男找乙女、乙男找丙女，而甲女必须嫁给超甲男，否则只好独身，因为地位低的男人畏惧她们。
陈小雅（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许多男性不需要女性在智力和才华上与自己肩并肩，不肯承认知识女性的价值，即使得到过她们的帮助也会绝口不提。这是一种没有人文修养的残缺的男性。另一方面，男性要求知识女性有更多的女人味，这与女人不喜欢太女人化的男人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知识女性既要有开阔的思路和男人般的心胸，又要温柔细腻，“侠骨柔肠”兼而有之。这四个字男人更不容易做到。
陈祖芬：我觉得恰恰相反，作为知识女性比男性更能得到肯定。女作家、女记者、女企业家、女明星，名词前面加个女字仿佛分量就更重一点，更稀有一点，更靓一点。
有时我倒觉得男人很可怜。女人的世界很缤纷，如服装、首饰等等。即使是做家务也是很有意思的，做家务肯定小脑发达，体态很灵活。教育子女也使你更能体味人生的滋味。所以我说女性从外部到内心都比男性更丰富。
女人与男人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弱势，但弱势也是优势。男人要承担更重的责任，社会的和家庭的。他不能哭，而且还不能糊涂。小孩糊涂是天真，女人糊涂是可爱，男人糊涂就让人觉得是无能。对于男人来讲，他的面前充满了“不”字。我认为当知识男性才是更难。
田禾：主体意识觉醒的知识女性在精神方面的忧患确实超过了非知识女性，但这决不能与处于社会底层的非知识女性的谋生忧患同日而语。走出高高的象牙塔，也许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女人的疾苦，才会从患得患失的呓语中解脱出来。
记者：在体育界有“阴盛阳衰”的说法，在许多家庭中女性是事实上的“户主”，在一些影视文学作品中时髦女性更是咄咄逼人，甚至中、小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女生比男生更活跃的现象。这种性别角色的转换是一种社会进步还是文化的畸变？
刘冰：这种现象我看是社会的进步。女性进入社会各个领域，有可能崭露头角。这是好事。但我们应当看到，在农村人口占中国妇女绝大部分的今天，还无从谈起女人的强势。事实上，女人“户主”的地位只是在家庭生活的琐碎小事上。真正对家庭大事做决定的往往还是男性。
田禾：在一个仍然由男性规定游戏规则的外部世界，不少妇女步入社会就不得不按男人的标准实行某种转化。要么是“当男人”当得还不够像，只能在男人的阴影下甘拉第二小提琴；要么是“当男人”当得太像了，成了在各个沙场与男人展开角逐、内心充满冲突的女强人。
陈小雅：过去女人依附于男人是不合理的，现在要求男人完全服从女人的需要也不对。妇女解放绝不意味着要回到母系社会。女人一生为男人和家庭付出很多，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来奴役男人。我不主张单独谈女权，而主张建立整个社会不分男女的人文基础。男人与女人都要加强文明修养，相互尊重和体谅，在普遍人权的基础之上再来谈女权。
记者：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大都突破了古典闺怨诗的文学传统，试图确立女性在爱情、婚姻和事业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否会造成社会审美心理方面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禹燕：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价值取向不一。男作家、男艺术家更擅长写乡村女人。从《牧马人》到《乡音》，从早期的贾平凹到苏童、张艺谋，对传统女性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据说电视剧《渴望》拍刘慧芳原意不乏批判。但男性即使在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欣赏和爱怜的心态，这种心态不知不觉传递给观众，竟使刘慧芳引来一片喝彩。这是耐人寻味的。男性作家对城市现代女性的把握则有欠准确，不够真实。要么是纯情少女型，把男人当作父亲一样崇拜；要么是荡妇型，把城市女人作为男人的玩物；要么是“女强人”，因为不愿意崇拜男人也不甘于为男人所玩赏而在人格形象中被夸张变异，显得缺乏女人味，令人敬而远之。这种状况反映了社会主流文化以男性占优势的现实。男人即使在讲女人的故事，传达的依然是男性的观念。
与男人相比，女作家更能把握城市生活，反映女性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例如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女作家即使是从乡村出来，也很少描写乡村。因为农村自然经济是男性文化垄断一切的土壤，给女人带来的绝不是美好的回忆。
记者：在中国这样一个变革中的社会，传统的、现代的、本土的、外来的文化纷纭杂陈，已经很难用“贤妻良母”四字来涵盖中国女性。在您看来，变化中的中国女性将如何进一步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她们将给男性世界和整个社会带来哪些新的东西？
乐黛云：中国女性文化传统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近年考古发掘妇好墓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妇好是公元前１３世纪殷王武丁的第三个妃子，她的墓葬有许多铭文是记载她率兵征伐的功绩。女人带兵打仗在中国是有传统的。文学中有杨门女将，戏剧中的刀马旦这一角色也是西方所没有的。明清之际李香君、柳如是等都表现得比一些男性更有理想、更有气节。那种认为中国的女性从来是关在家里的看法其实大谬不然。儒家传统对女性有着压制的一面，但儒家的理念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中国文学里面美好的女性形象都不是“三从四德”的形象。西方在１８世纪以前，就私奔这个现象来看，往往是男方很主动。如果女方愿意，常是男方雇一辆马车，半夜等在后门，女人上车就走了。而在中国，像卓文君自己为私奔作了很多的准备，女性是主动策划者。
陈一筠：大致说来，当代中国妇女可以分为几大类别：一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妇女，主要是农村妇女，她们是妇女中的大多数。这是一种顺从型、服从型的文化样式。二是城市中年女性。她们曾长期生活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无差别文化中，对旧体制的保障十分依赖，而对改革以来效率优先于公平的原则十分担忧、困惑和焦虑，较难接受拉开档次的竞争。三是市场经济影响下的青年女性，在语言、服饰和生活方式上都认同于西方，但她们为此要付出比西方姐妹大得多的代价，例如许多人不得不为延续事业生涯而推迟婚姻。
还有一类女性值得注意。她们具有相当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受到国外女权主义的影响，又想做女人又不屑于做女人，不愿意生孩子，甚至不愿意结婚，而宁愿选择同居。她们对女性的话题最敏感，但不少人的自我人格很矛盾。
禹燕：当代女性有三种选择：一是驯服于传统的男性文化规范，二是激进地批判传统，三是尝试与男性文化对话和沟通，逐步加以渗透和改良。我倾向于第三种。我相信，知识女性在两性文化沟通方面能有所作为。在传统的男性文化之外，我们还需要发展一种女性文化，表达女人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代表女人的理想，又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女人也是文化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