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需要政府强力扶持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农业发展需要政府强力扶持
易之
今年以来，农业再次成为全党全国关注的热点。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更进一步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农业振兴有望，令人欣喜。鉴于我国农业发展滞后的现状，鉴于过去一再发生的在热热闹闹地“讲基础”之后又静静悄悄地“挤基础”，深感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的一系列决策，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尚任重而道远，须从多方面努力。
天生弱质面临市场风浪的严峻考验
农业虽是基础产业，各项产业之母，但却是一个弱质产业。同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它有一系列的弱点：一、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物质，受气候影响特别大，在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二、经营规模小，社会化程度低，因而规模效益也低。三、土地利用率低：同样一片土地，经营第三产业和某些第二产业，可以盖几十层上百层的高楼，实行多层利用，而用于经营农业，一般只能利用地面一层。四、品种规格长期“一贯制”，更新换代也慢，根本无法与日新月异、色彩纷呈的工业产品相匹敌。五、报酬呈递减趋势：集约化程度越高，增加等量产量所投资金的报酬越少；或者说，产量越高，每增加等量产量所需要的投资越大。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回收周期特别长，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七、需求弹性小，产品不易保存，一旦满足了一定供应范围内人口的需要，就容易发生过剩。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局限性大：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取决于产量增加，也取决于投入减少（即扩大分子、缩小分母）；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者人数的减少（即缩小分母），与产量增加关系较小（因产量增加比工业慢得多）。今天我们常说农业比较效益低，就是因为它同第二、第三产业比较，有上述一系列的弱点。
农业的这些弱点，自从历史上两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之后，就相比较而存在，决不会因为现代化而消失。在西方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农业的这些弱点一直是市场机制在农业领域发生作用的限制因素。因此，３００多年来，农业一直不是吸引投资的产业，也不是吸引劳动力而只是吐出劳动力的产业。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和将来市场经济机制完善之后，农业的这些弱点将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化肥、农药等工业能源耗量大增，提高了农产品的成本；体制转型时期，由于法制不完善和特有病态心理的影响，容易发生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的事。所有这些，都将强化农业自身的弱点，拉大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比较效益的差距。
决策误区按比较效益配置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但是，由于对农业这个弱质产业的特点和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对那种简单按照比较效益高低配置资源的倾向，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不仅不予校正，而且还程度不同地据此作为决策取向，以致带来一些对发展前景极为不利的问题。
一、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一路下滑。农业的投入可以分为短期投入和长期投入两类，前者主要是当年生产费用，后者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改革开放以来，前者显著增加，而后者则呈下滑趋势。据统计，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８０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平均为１０．６％。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则平均下降到５．１％。这以后，有些年份绝对数虽有增加，相对数也有起伏，但所占比重的总趋势是下滑的。另据有关部委调查，１９９４年６月底，全国计划投资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在建工程总规模为３３７６３亿元，而其中的农业项目合计投资仅９．２３亿元，占０．２８％。这对于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无异杯水车薪。农业投资比例为什么一路下滑？原因就是农业比较效益低，本应用于农业的投资，大量流向非农产业。在某些贫困县，地方财政列支的农业资金甚至成为“唐僧肉”。
二、农民种地不养地的倾向有所发展。地靠粪养，苗靠粪长。现在，农家肥料施用量和绿肥种植面积显著减少了，粮棉稳产高产主要靠化肥；而没有足够的有机肥料，势必导致地力下降。
三、耕地被大量移用于比较效益高的二、三产业。仅各类开发区，到１９９３年底全国共达２０００多个，规划总面积近３０００万亩（大部分是耕地），超过８０年代初福建（１９３４万亩）或浙江（２７３０万亩）省的耕地总面积，相当于广东省计划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总面积。
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过多向比较效益高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倾斜。据统计，近几年，全国累计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４０００万亩，其中１９９４年就减少１４００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已降到警戒线以下。
党的文献一再重申：要进一步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要在保护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在资源配置方面所以发生上述一系列不利于巩固农业基础的问题，症结是政府把关不牢，一些同志在进行资源配置决策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了单纯按比较效益取向的误区。
粮食是战略物资，是国际间有力的斗争武器，过多依靠进口粮食，必受制于人，使自己政治上陷于被动。中东一位著名政治家深有体会地说：“没有粮食就没有自由”。我们应引以为戒。中央要求省一级政府把当地粮食平衡的责任担起来，把自己吃饭的责任担起来，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这是根据历史和国情作出的正确选择，不能掉以轻心。
强力扶持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环顾今日世界，凡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农业的发展都有国家的扶持。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就把扶持农业作为他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鉴于大危机的教训，他在两届任期之内，两次颁布农业调整法，对农业规定了一系列扶持措施。第一个调整法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政府拨巨款收购各种农畜产品，人为地加以销毁。第二个调整法的重要措施有二：一、建立“常平仓”，丰年收购和销毁剩余农产品，歉年抛售农产品；二、按照战前五年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平均水平，规定主要农产品的“平价”，如遇市价低于平价，就由国家给农场主补足“价格差”。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农业部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在调整农业生产、收购农产品、支持农产品价格、补贴差额、发放农贷、出口农产品等方面，维护农场主的利益。现在，美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花样繁多，主要有价格补贴、出口补贴、限产补贴、休耕补贴、灾害补贴等，其中农产品出口差价补贴，每年约２００亿美元左右。在日本，政府扶农力度更大。农田基本建设投资，４５％由中央政府资助，５０％由地方政府资助，农民只负担５％。在流通领域里，政府往往以高于国际市场６—８倍的价格收购农产品，再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出去。８０年代初，仅补贴水稻生产每年就支付上万亿日元。
从５０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政府除对农业直接扶持外，还积极推行农业产业化政策。通常的形式是：以某种农产品为中心，将生产、加工、销售，乃至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的制造和销售等环节联系起来，组织农工一体化或农工商一体化的经济组织。这种一条龙式的产业化形式所以受到青睐，原因之一，就是它有利于拉平农业与第二、三产业之间的比较效益。
资本主义工业是靠掠夺农业起家的。通过残酷的原始积累奠定工业的初步基础之后，又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之下，依靠工农业产品实际的不等价交换，从农业创造的价值中吸取工业发展壮大所需要的营养。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扶持农业，实际上是通过政府扶持的形式，将历史上的以农养工养商转变为工业商业反哺农业。这个历史性转变之所以发生，并不是这些国家现在的领导人偏向农业，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工业化已经实现，工业在整个经济大厦中已居支配地位的今天，继续听任那只“看不见的手”去支配，农业就会走向衰退，从而威胁整个经济大厦的安全，也威胁工业自身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今天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其它许多国家，通过政府干预，对农业加以扶持，原因就在这里。
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工业化的长征。亿万农民为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奉献。今天，按产值计算的工农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比例，早已由１９４９年时的３∶７转变为７∶３了，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我国从以农养工养商过渡到工商反哺农业的历史性转变，应当开始了。实施这个历史性转变，就是通过政府对农业予以扶持。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脆弱、发展速度滞后和自身独有的弱点，在体制转型时期，要保障农业对其它产业的协调发展，光有政府的一般扶持还不行，而需要政府的强力扶持。
政府扶持应该落实到投入上
“农业说起来重要，一到资金、物资的盘子上就被挤掉”。这是过去农业一再被挤离基础地位的具体表现，也是深刻的教训。
２９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评论苏联农业长期停滞的教训时，曾说：“你要母鸡多下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今天，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温这个道理。到２０００年还有６年，为了解决未来全国１２亿多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资金和耕地大量投往那些来钱快的热门行业。
落实农业投入，一定要有固定的资金渠道和内在机制，还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广东省的同志提出：国家要运用政府权力调整社会分配，可以像征收交通能源基金那样，每年从二、三产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农业发展基金，或向社会征收粮食消费税，以筹措扶农资金。也有些同志提出，农业发展基金可按照一定比例从楼、馆、堂、所投资或一切基本建设投资中抽取。各地在筹集扶农资金方面已有许多经验，要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决策和制度。
增加农业投入，除政府投资外，还应努力使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业长期投资的主体。在这方面，政府的职能是：运用政策调动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根据各地经验，当前可用的办法：一是价格政策。提高农产品价格，虽会带来物价上涨，但会弥补农业比较效益低的差距，调动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去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一些地方农民投入即迅速增加，就是证明。因此，只要提价时机和力度适当，可以经常发挥这项政策的作用。二是“公司＋农户”或“专业协会＋农户”的政策，这有点类似外国农工商一体化，有利于拉平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比较效益。三是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之上的规模经营政策。凡主要劳动力已转入二、三产业的农户允许交回承包地，收回撂荒地，用以扩大规模经营。农村集体组织的土地有偿收入应大部分用于农业。农村二、三产业和创汇农业的利润，也应有一定比例用于农业。
只要全党全国取得共识，重视农业和加强农业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报纸上，而是真正落到实处，并持之以恒，我国农业振兴是大有希望的。辽宁的变迁就是一个说服力很强的例子。辽宁是我国主要的老工业基地，过去年年从外省调进粮食，用于城镇居民的副食补贴，最高的一年达４０亿元。８０年代中期以后，辽宁在继续抓好工业的同时，重视发展农业。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３年，除资金投入外，共投入农田基本建设人工１２．７６亿个，按当时日工值５元计算，折合人民币６３．８亿元，相当于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同期物化劳动投入的２．５倍。抓住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开发不放，加上其它措施，到１９９２年全省粮食自给，１９９３年还外销粮食１７．５亿公斤，肉、禽、蛋、奶也自给有余。辽宁的经验证明：在政府强力扶持下，农业是可以与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那种认为要加快发展二、三产业就必定要挤掉农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