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我的家”——访爱泼斯坦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中国是我的家”
——访爱泼斯坦
本报记者卢新宁
“你的年龄同我到延安时一样大，２９岁。”爱泼斯坦用那双柔和的棕色眼睛看着我，缓缓伸出右手，笑着。
就是这双热情的眼睛，曾亲睹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亲睹新中国无比艰难的创生和进步，并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将所看到的一切诚实地传布给世界；就是这双普通的手下，流淌出记录历史风云的真实华章，为那个时代及以后的人们留下了永不漫漶的事实。
我的手轻轻迎向前去，充满敬意。
这是阳春四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友谊宾馆颐园一间整洁的客厅里，我第一次面对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新闻记者和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先生。此时四周静谧如水，窗外绿树参天。
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
“我走的是一条奇特的路，人们一般是由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我却是由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爱泼斯坦这样概括自己曲折多彩的８０年生命旅程。
１９１７年，年仅两岁的爱泼斯坦在父母怀抱里来到了中国天津，稍长，进入英美办的学校念书。那时天津是洋人控制的通商口岸，４／５的地盘是外国租界，１／５的空间里蜷居着中国人，外国人称之为“唐人街”。
“我不喜欢民族压迫和歧视，”爱泼斯坦这样说，“我的父母从来教育我反对歧视，不管这种歧视是针对我们，还是任何别人。”这种启蒙使爱泼斯坦始终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他生活的这个国度和这个国度的人民，也使爱泼斯坦最终投身到这个国家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
１５岁的爱泼斯坦跨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他的新闻生涯，并因此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当时燕京大学教授、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通过斯诺，爱泼斯坦与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结识，加入了这些国际友人的行列，参与了对“一二·九”运动南下请愿学生的接待、安置活动。尤为重要的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爱泼斯坦有幸作为少数几个读者，最早看到了震惊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初稿及照片。“当时，书中令人吃惊的叙述和使人信服的事实，向我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就像这本书后来给许多人带来的影响一样。”
红星照耀着中国，也耀亮了年轻的爱泼斯坦的眼睛。一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的战地记者慨然南下，奔走在硝烟弥漫的前线。这位在许多重要历史瞬间都在场的目击者，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真实地记下了卢沟桥开战的第一声枪响、天津争夺战的激烈悲壮、南京武汉政治军事事态的发展、台儿庄鼓舞人心的胜利，直至广州沦陷时的情景。
在战火烽烟和残破不堪的中华大地上，爱泼斯坦冒死写出了２６万字的新闻作品《人民之战》。这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呈现了中国普通军民抗战救亡的英勇和意志。正如５０多年后，他在这本书的再版序言中所说：“这是由一种精神所激发的，是发自一颗年轻的心鲜明生动地复述了当时对于中国和全世界如此关键性的事件和趋势。”
这本书出版于１９３９年的英国，在那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本书也曾出现于当时的孤岛上海，鼓舞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它这样开头：“中国现代史始于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站起来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又如此作结：“帮助他们反对共同的敌人，是全世界自由人们的责任。”
这是２４岁的爱泼斯坦用生命和心灵写出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书页仍能在历史的朔风中猎猎作响，它是历史庄严的回音，是一个寻求正义的灵魂最真挚的歌唱。
“是什么使您留在了中国？”
５６年后的今天，在这个洒满春光的客厅里，８０岁的爱泼斯坦面对一个年轻人的冒昧的提问，此时，精美的中文版《人民之战》静静地躺在书桌上，如烟岁月掠过老人的脸庞。
“是中国革命。”老人回答，平静如水。
从延安之行到中国之梦
战火仍在向南蔓延，在入夜广州街头的游行队伍的前头，身为新闻记者的爱泼斯坦遇到了敬仰已久的宋庆龄，其后应邀参加了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广州沦陷后，退至香港，办起了《新闻通讯》，继续向全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事迹，以及面临的物资匮乏情况。香港沦陷后，爱泼斯坦神奇地从日军集中营中逃出，奔赴重庆，成为美国《联合新闻》记者，并从事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活动。１９４４年，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西北采访团开始了他４０年代记者生涯中、同时也是一生中最光辉的历程：延安之行。那年，他２９岁。
爱泼斯坦精心保存着延安之行的采访笔记和照片。照片上年轻的爱泼斯坦总是在笑：抿嘴微笑，开怀大笑，深陷的双眼里溢满了笑意。那些艰难但却无比灿烂的日子至今仍能唤起老人的激情。四个月的延安行程中，爱泼斯坦他们冲破国民党政府对敌后根据地长达５年的封锁，进行了第一次身临其境的接触。他们在一间普通的窑洞里采访了举世闻名的毛泽东，结识了慈父般的朱德、诙谐的贺龙，接触了解放区明朗的天宇下那些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普通民众，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看到了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而恰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事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征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新中国”。
爱泼斯坦至今珍藏着当时毛泽东送给他的签名画像，这张沉思的木刻画像就挂在客厅的正面墙上。自那时起他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些人，这种爱溢于言表，以至当时同行的国民党代表团团长谢保樵怒气冲冲地说：“艾培（爱泼斯坦的简称或爱称）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了家里一样。”
他说对了。爱泼斯坦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的归宿，自此便以一生相投。在马背上，在窑洞里，在日军的枪炮声中，爱泼斯坦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这些生动翔实的报道和其他记者的文章一起，被欧美国家的报纸广泛登载，轰动了世界，人们由此看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天地，看到了中国战场胜利的曙光。
爱泼斯坦是在纽约街头庆贺新中国诞生的。他与许多美国朋友一起放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跳起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舞，欣喜异常。两年后，滞留美国６年的爱泼斯坦应宋庆龄邀请，几经周折，重返中国，参与创建对外刊物《中国建设》杂志（《今日中国》的前身）工作。从执行编辑到总编辑，几十年来爱泼斯坦坚持不懈地向世界介绍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写成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等著作，《中国建设》也从单一的英文版发展成为７种语言版，成为增进中外人民了解与友谊的桥梁。与此同时，他还参加外文出版社等单位许多英文图书出版定稿工作，特别是多次参加了毛泽东、邓小平选集英文版的出版以及中共中央重要文献的英文定稿工作。
１９５７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籍，自此更深情地沉浸在他的中国梦中。１９８３年，全国政协邀请１１名中国籍的外国人为委员，爱泼斯坦是其中之一，他被选为政协常委，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１０年前的４月２０日是他７０寿辰，来自国内外的朋友会聚人民大会堂，为他们深爱的“艾培”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邓小平同志亲自到场向他祝贺。
世界上的所有定位和归途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选择余地的，也许正是这种选择的宽容度，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心灵趋向。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爱泼斯坦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和真实，他是忠贞的国际主义战士，也是忠诚的爱国主义公民。８０岁的爱泼斯坦将７０年的生命献给了他的挚爱的土地，他说：“能从中国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变革，是我莫大的幸运；能生活在这样伟大的人民中，我深感荣幸。”
“我是中国人。这里是我的家。”爱泼斯坦一字一顿地说，满怀深情。（附图片）
图为１９８５年，邓小平与爱泼斯坦亲切握手，祝贺他７０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