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营长到段长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营长到段长
晓鹰
记不清什么时候，我见过阎长久的一张像片：背景是水库连拱坝的拱，顶上是飘云的天空，他就站在拱前工地上，背着手，矮而结实的个子，是那样有精神。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个晴朗的日子。渒河碧清的水照常的冲刷着沙滩。沙滩上，天蓝色的布幕拉起来了，还挂上一块红底白字的横额：
“佛子岭水库第六区队普选大会。”
许多穿着簇新的列宁装、工装，戴着平整的鸭舌帽的工人，戴“八一”军帽的军工，工人的家属——老大娘、少妇、小孩子等，都格外兴奋。今天，他们要推选自己心爱的人当人民代表。我听唱票的足足唱了一个钟头，都是唱的同一个名字：阎长久。直到记票员记到七九六票，唱票的才歇嘴。
我眯着眼细瞄这会场的背景时，只见西岸有五个拱都浇到顶了，顶上飘着红旗。
阎长久的前面许多人在鼓掌，几个年青的姑娘向他献花……忽然间，一群军工、工人拥过去，把他抬得很高，又放下来，一上一下的抬得他笑成迷眼，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这位佛子岭工程第六段段长阎长久就是公选出来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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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是一个营长，在大别山区剿了多年的匪，也挂过彩。一九五二年六月，随着部队改编成水利师，他当了木工队长。
要一个过惯了十年军事生活的人，去管理二百多个来自各地的木工，你说简单吗？纵然，他在思想上有这样的准备：“上级要我干这嘛！也好，将来祖国前线需要，调我回部队的时候，当个工兵营营长……要是没有战争，就永远在建设事业上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可是，那时候，渒河西岸刚清基，木工队刚安家，荒山野岭要人开，泥墙草房要人盖，木工整天捞不到做整活，净是钉门窗、做桌、凳、家具……房少人多，木工们挤成一疙瘩，生活用具、工具都放得乱七八糟的，成天有人吵架，一吵吵到队部里：
“我的家属来了，房子到底怎么样？”
“吃的米还要跑几里路去背？队长，我出五千，雇人……”
工作一完，没有一个坐在工人宿舍里的，他们都到山弯里、市场上逛马路去了。一点不像部队里那样。
阎长久不懂技术，只懂“班排进攻”，机枪步枪，对于那些年青的要求进步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没有什么可讲，净扯战斗故事，赢得他们啧啧羡慕。
阎长久知道大学生尊敬“老革命”，大学生的一套科学技术呢？他却不沾边，连听听×寸方、对销螺丝、钢围令也够受了。“当兵的还能干这个！”他老爱玩那些前线缴来的望远镜，老爱跟老战友打酒，擀面条吃，特别是觉得用了多年的一支加拿大手枪上缴了多痛心。一句话，怀恋着前方。
人家也不来找他，说：“要听他的战斗故事，有；工程找他也不解决问题。”
阎长久说：“我当大事务长了。”
那时工区正搞环境卫生运动。他跑到一个工人宿舍里，亲自给他们拉好一条长绳，挂上各人的名牌，要大家把塞在铺下的洗脸用具都拿出来放齐，把面盆里的毛巾一条一条挂在绳上，用拳头比划着：“看！看！隔两个拳头，这有多好，又整齐，又美观！”
他还依照部队生活的习惯，各人的被褥也要口朝里，背朝外，摺得多宽，多长，可是，木工从家庭里带来的棉被怎么也叠不齐。有几个老年工人终年不刷牙，黄板牙里米饭糊得多厚，讲话喷股气。阎长久盯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说：
“你要买一把牙刷！集体生活，要讲卫生！”
“这玩艺我没使过”，老头摇摇头，张着大嘴：“队长，你看我不刷牙，牙齿一颗也没掉啊！”说得大家哈哈笑。
有个工人赵泉生也说：“我家里从来不讲卫生，也没死个人……”
他要大家分菜吃，有人说：“还要花钱买碗，多洗个碗，这太麻烦。”
总之，到处有问题。
他想，这还能像个队？全队二百十八人，总共只有两个党员，八个团员，要分队长开个小组会检讨，也开不起来。他恼火地找来赵泉生，狠狠的批评了一顿，要他在小组会里检讨。这样，这个小组的宿舍里就改了样子：锯子、斧挂在一边土壁上，面盆放在三脚架上，棉被一律摺叠。阎长久眉飞色舞，给各组派来“观摩”的代表说：
“你们看这样多好，又周整，又干净，人一进去，就有精神，多带劲！”
各组就照这样子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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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木工队长，这样能满足吗？
阎长久还是苦闷。他想：建设还比战争困难？在战争的年月里，有一次，他为掩护大队的退却，他和机枪手、通讯员落在后面，给敌人撵上了，他们边打边退，忽然脚给什么打了一下，朝横里一掣，头一阵昏，知道敌人还在跟后撵呢。他使劲站住，咬着牙，拖着给子弹打中的小腿，走！通讯员胡大个子把他背着走。刚背走，机枪哑了，机枪手给射倒在地上，阎长久坚决叫通讯员把他拖下来，背了走；胡大个子力大，背了一个人，掖了一枝机枪，边走边打驳壳枪。阎长久狠狠地忍住痛，一歪一歪的退走，他已经听到敌人在后面喘气了，已经没有几步远了，就把盒子枪搁上肩，“得！得！得！”他想：“子弹打完了，还有把小刀！”他回头一看，敌人躺在地上，再也不撵上来了。
“一个军人还能给‘困难’挡住吗？”他常常这样想，这样讲：“自己能在工程面前啧嘴摇头吗？”
一九五三年春天，岭上百花盛开，抽干了河水的西岸坝址上，钢筋、混凝土的垛子像洋楼一样建筑起来了，一座一座的连拱坝筑在渒河上。每一座垛、拱都要升到拔海一二七点九高程，才能完全控制汹涌的洪水。西岸最紧张的是七、八两个垛，已经筑到七十五点七的高程了，为了四月份安装泄洪管，要抢高五公尺，各种工种等待木工把木模壳立起来，否则水泥、扎铁都将延工了，对其他垛子的工程进度影响很大。
这样，你说队长还能不动脑筋？
有一天，天洒着牛毛细雨，我见了这两个垛上的劳动场面，真感到惊奇。人们不知受了谁的鼓舞，在那样春寒料峭的阴雨天，热得衣服都穿不住。升高的木工，穿着单衣，肩扛一、二百斤的大料，在独木板上，踋颠颠上去了；六寸钉在老木匠手里“拍哒”一斧头，落下一大半，再一下完全陷下去；年青的小八组在垛上吊木模，整理木壳板，只见木板“拍！拍！”飞下来；……就在这时，我抬头望见一个垛壁旁边一个平台上，一个身穿单军装的给雨水、汗水淋得湿透的军人在那里指挥着。我没有招呼他，这时，非工作人员喊他，他不是听不见，就是不睬你，我沉思地望着他。他就是阎长久。
工人们下班了，他还浸在湿衣服里，站在工地上，望着一天的劳动成绩，不知还想着什么点子。我走近了他，掣了他一下留拐，他才扭过头来。我笑嘻嘻地问：
“你钻进去了吧！”
“嗨！不简单？”他眨眨眼睛：“应当走群众路线。你看，本来我们器材仓库在河东，把他搬过来了，出料一近，大家情绪就高。这好比后方的弹药库，它离前方过远，要影响战斗啊！”他又朝拌和厂指了一指：“大肚子拌和机好比大炮，不动的。运料上去的路途，就是‘前进道路’，过去劳动组合也不合理，工地小人多挤不开，现在劳动组合也变了，情绪更高……”
在回队的路上，我问他怎么钻进去的？他说：
“嗨！那次水库指挥部开会，你没有去？”我点点头。他说：“上级说木工队现在是先锋队，要是桃花水来，泄洪出了漏子，不但技术队长要负责，行政队长更要负责。”他模仿着一个政委的口气：“×政委头一摆说：党不能原谅你们。不懂，你不钻进去，一辈子也不懂！”
“今天怎么样啊？”他一到队部里，兴高采烈的问一个年青的技术员：
“喘过气来了。”那人说。
他听了这句话，裂着嘴，眯着眼，笑得哈哈哈！像从来没有过愁苦一样。
当晚，他更兴奋地告诉我：“你看，本来搭好平台得一天半，今天只花两个半钟点；本来，一个组一班顶多吊十二块木模壳，今天，一下吊了六十八块；那个组干的呢？小八组干的。他们青年团员多，劲头大，从前，老师傅不给他们干整活，净是干些挂滑槽，背木料……嗨！大活一干啊，劲都来了……搞了个最高纪录。”
从此，阎长久讲的不只是怎样杀敌人，而是怎样与洪水赛跑。年青的技术干部、翻样师、工人也常常来找他讲工程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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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就当了佛子岭工程第六段段长。
夏季里，渒水发了怒。雨后山洪暴发，三千三百秒公方的流量的大水像万马奔腾的冲过没有筑好的连拱坝，带走了木料、草房子，带走了机器，冲弯了钢板桩……事后，佛子岭的人们说：“工程给洪水冲走了三个月。”
为了使水库在一九五四年汛期前能够蓄水，工区实行平行流水作业法，各个工种混合编成工段，第六段专门浇筑圆拱形的拱，技术性最高，但谁也没有经验。工程处定额，要他们每月浇二次半，每次升高六公尺。每月可升高十五公尺。
阎长久天天到工地去。他观察拱上拉木模壳的工人，挤在上面，有的忙得不歇，有的徒手闲扯，使不上劲，帮手——临时工也老在拱下仰着头，等着木模壳拉上去。“这像一个在狭窄的山谷里打伏击的排挤成一疙瘩，互相妨碍，展不开火力……”他这样想。他又到平台上去观察水泥工，那里也是忙闲不匀，人人想干得快些，给国家增产，就是木工进度太慢了，只好把宕工的水泥工人调出去背料。水泥工意见纷纷。“我们本来可以多开几十车料的：这……”
一个平时工作效率最高的木工一组组长也反映：
“段长，一个拱上班用二十四个技工，二十个厂工，太浪费了。”
“对！你看怎么改吧？”
“我说用一个组或者一个半组技工就够了。”
“你的组工作效率本来就高，减少技工，大家是不是能干得了？”
但，他心里已经接受了木工们提的意见，更不放松的深入工地去研究，去观察。大约经过了十天，他凭自己看到的问题，凭有些工人的反映，再和技术干部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减少技工，但怎么组合，各人的意见不一。阎长久觉得工人群众这种“合理化建议”是先进的，他就大胆的决定改进劳动组合，他从各种纷歧的意见中决定采取一组技工当两组用，把临时工插到技工中去。
“为什么呢？”他向技工、木工小组长们解释：“照现在的组合，有的技工也像临时工一样，要宕；临时工呢，巴望能学些拉大活，把他插上去，可学技术，把技工减少，每个技工都能发挥作用，还能带徒弟……这样增产情绪一定更高。”
“那么采用几个技工？几个临时工？”一个工程处技术室里的技术员握着钢笔问。
“六个技工，四个临时工组成一组……”
这个决定，就在第四组“典型试验”了，结果原来四个组十六小时二班完成的，缩短为二个组八小时一班完成了，工人情绪果然都提高了。
这还是以前只能讲战斗故事的老营长吗？是的，还是他。现在，他在每次的工程会议上，静听了一些技术人员叫“困难”说“没把握”以后，他总是拿出他的办法来。十月份，讨论作业计划时候，人家对他的“三拉三浇”（即一个月内拉木模壳、浇水泥升高三次）总是怀疑地问：
“不能盲目冒进啊！到底有没有把握啊？”
“有把握，没问题！”他扳着指头，向大家讲了各种工种一班完成多少工作，这部分或那部分工程只要几小时完成，或者还可缩短……等等。好像什么都在他的手掌心里。说实话，他甚至想还有可能做到“四拉四浇”哩！
当三号拱到顶，开庆祝提前到顶的大会时，一个年将六十的水利专家激动地说：“中国的也是远东的第一个拱到了顶！”佛子岭水库的政治委员亲自授给一面大红旗，接受这红旗的就是阎长久。
这旗帜高高的飘扬在三号拱顶上。许多工人争先爬上去，要求拍个照。明明知道，照相的镜头在说话也听不见的拱下面朝上拍，人会小得像蚂蚁一样的看不出，但人们还是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像我迅速移动镜头时不喘一口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