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粮食问题的对话——访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杨雍哲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关于粮食问题的对话
——访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杨雍哲
本报记者何加正
记者：西方有的学者预言，粮食短缺将取代军事侵略成为人类安全的主要的威胁。到２０３０年左右，中国将养不活中国人。不知你对这种说法有何看法？怎么看待我国粮食生产状况？
杨雍哲：对中国粮食问题作出过分悲观的估计是难以成立的。新中国诞生前夕，曾有人预言中国政府解决不了人民吃饭问题，现在我们不是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２２％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吗？根据有关部门和一些科研单位的预测，以现代科技水平和我国资源状况，到下个世纪人口达到最高峰值１６亿时，粮食仍可保持基本自给。１９９３年我国北方有粮田面积８．４亿亩，其中单产最高是北京市，为４１５．６公斤；南方有粮田面积８．１亿亩，其中单产最高是上海市，为３８５．５公斤。若南北方将来都分别达到京沪现在的单产水平，总产就是６６４５亿公斤；即使按人口峰值１６亿计，人均也超过４００公斤。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和优质高产粮食的开发，以及适量的进出口贸易的交换和调剂，中国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我国政府的一贯方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不会出现因大量缺粮而给世界带来麻烦。当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这就要求我们始终要十分重视吃饭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为政之要，首在足食”。足食才能安定，安定才能发展。今后，看各级领导者的政绩，应把这一条放在突出的位置。只要领导重视，政策对头，依靠科技，舍得投入，就一定能够解决好粮食问题。
记者：前一段有的地方提出“稳粮增收”，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增粮增收，一字之改，实际意义何在？
杨雍哲：进入９０年代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几年徘徊。１９９０年总产达到４４６２亿公斤，以后４年３减１增。纵观５年情况，我国粮食年均减少３．２亿公斤，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另一方面，粮食需求量却在逐年增加，据有关方面测算，每年新增人口的口粮约２４．８亿公斤，新增饲料粮约１０８．５亿公斤，新增工业用粮约１２．７亿公斤。总计粮食消费量每年约需新增１４６亿公斤。这一增一减，是造成近年粮食总量偏紧，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前两年为了抑制粮食生产的下滑局面，强调稳定生产是必要的，但从长远看，只强调“稳”不强调“增”是不够的。今后粮食生产的指导方针应当把“增”放在首位。增字当头，稳在其中。前几年在增减之间之所以能维持住，一是国家建立了粮食储备制度，二是粮食以外的食物大量发展，人们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记者：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必然有一个生产结构的调整过程，这和增产粮食的要求难免要发生矛盾。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
杨雍哲：在我们这个１２亿人口的大国里，保持粮食生产不断发展，关键是正确处理粮食与多种经营以及二三产业的关系。过去搞“以粮为纲，其他砍光”，实践证明不行。后来提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改变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状况，反过来又加大了农业投入，有粮又有钱。生产结构调整到今天，怎样继续调下去？１９９４年粮食播种面积１６．４亿多亩，已到警戒线以下近１０００万亩。今后调整结构，内涵上应加一点新的解释，认识上要有新的突破。就是不能把调整结构理解为一味地减少粮田面积来发展高价值的经济作物，而是要提倡开发利用荒山、荒地、荒水、荒滩等非耕地资源，来发展多种经营，开辟更多的食物资源。粮食以外的食物大发展，能增加农民收入，丰富人们的餐饮，丰富人们生活，补充我国人口多而宜粮耕地少之不足，也是确立大农业观念和现代食物观念的具体表现。我们应当看到，劳动力资源和非耕地资源相结合是中国的一大优势。我们发展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缺的是钱，多的是人。把大量的劳动力作为替代资本，开发非耕地资源，改造中低产田，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就把我国的优势发挥出来了。
记者：中国的粮食，归根到底恐怕还是生产者的积极性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把这种积极性长期不衰地保持下去呢？
杨雍哲：核心问题是务必要做到生产粮食有利可图。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如果永远是低的，就没有可靠的基础。利从何来？光靠提价也不行。粮食价格既要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利于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同时还要兼顾到城市消费者的承受力。怎么办？我认为在价格合理的前提下，重要的在于要建立以粮食为基础的高效农业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以粮食生产为基础，利用粮食及其副产品特别是大量秸秆发展养殖业，在养殖业基础上发展肉、禽、蛋、奶、皮、毛等加工业、运销业和服务业，形成产业链、企业群，实现多层次增值的高效目标，将富县与富民结合起来。使这些地方二三产业建立在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基础之上，粮食生产愈发展，二三产业就愈发达，反之也一样，结成一个生死相连的链条。
在经营上，随着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有文化的青壮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业转移，种植业者整体素质出现下降的新趋势，粮食生产要向适度规模经营的方向发展，耕地向种田能手转移。沿海发达地区条件基本具备，应积极引导。中西部地区条件不太成熟，可多办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实体，通过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使家庭承包保持生产的较高水平。
记者：国情告诉我们，我国资源潜力仍然很大，但因人口多，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属于低水平，这一状况，决定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长远战略方针呢？
杨雍哲：应当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农业，第一是节水，要大力开发节水灌溉技术；充分蓄存和利用天然降水。据专家介绍，世界上天然降水利用率最高的是以色列，达到８５％左右。其次是日本，达到３０％左右。我国仅为７．５％，大有潜力可挖。城市工业用水、生活用水也要节约。第二是节地，严格控制城乡各种非农业用地。第三是节粮，大力发展草食畜禽，发展秸秆养牛，发展草地养羊。减少粮食在收割、贮运、加工等环节上的损耗。工业和餐饮业用粮也要节约。建立资源节约型农业是个长期的任务，但必须从现在抓起。
记者：你说过，保证粮食供应，问题不光在生产，主动权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在实行计划生育的人手里，不知指的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杨雍哲：粮食问题必须把生产和人口控制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同时加以考虑。中国人口的控制，难点在农村。要有新的观点和思路。从长远看，着眼点应放在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即二三产业，建立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上，让进入非农产业的农民成为小城镇居民，有利于提高素质，转变生育观念，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这样也能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成果。总之，我们要确立完整的农村经济观，把粮食生产和人口控制统筹考虑，不能就粮食抓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