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济竞扬帆——山西新绛县靠先富带后富发展经济的启示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同舟共济竞扬帆
——山西新绛县靠先富带后富发展经济的启示
本报记者保育钧蒋亚平
车出太原，便和汾河扭在了一起。在太行山和吕梁山的夹拥中，抬起一条近２００公里的山塬。下山塬，再向南，便是我们的目的地——运城地区的新绛县。山西的本钱是煤，新绛却不然，除了农田，还是农田。但是，近两三年，缺煤的新绛把经济发展这台戏唱得红红火火。“先富带后富”、“共同发展”是这台戏的主旋律。
一
很难用传统标准界定孙锁来的角色。他是柳泉乡中村北村的党支部书记，又是村里的首富；打扮、举止、谈吐都表明他是个地道的中国农民，但他却创办和领导新绛最大的洗煤、炼铁企业群；他没想到成名，如今却成了全县的一个窗口。
孙锁来出名，就在于他自己有了钱，还时刻想着村里仍有三四十户人家受穷，他觉得有失责任。于是扯起大旗，将八户农民拢在一起炼铁炼焦。有钱出钱，无钱出人，一时缺钱，他帮借。一个投资５００万元的合伙企业呱呱落地。
孙锁来的行动是信号。村里先富者紧跟。办法就是由先富者牵头，把还没富、还不太富的乡亲捏在一起干。寂静的农田涌出８０多个股份合作企业。几年时间，全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３０００元。
当人们把中村北村的做法归结为“一户带八户，八户带百户，百户带全村，全村共同富”时，新绛县委、县政府很快从中看到了能够迅速启动全县经济发展的力量，并且果断地把它变成全县发展经济的基本口号。
这是一个务实的决断。新绛地处山西南部，人口２９万，耕地５２万亩。十几年改革开放，温饱有余，小康却远。要迈大步，既不像沿海地区那样有国外资本青睐，也无法像有的地方在国家计划的大本本上挖出一块，多年只是种粮，又意味着地方财政只能应付干部的工资袋。数年如一日的招商引资，孜孜不倦地跑省城、跑北京，绝大多数失败。靠外资，靠发达地区，都不行。没有救世主，只有靠艰苦奋斗，靠在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已有部分资金积累，有相当市场经验，有强烈致富愿望的农民。
新绛的选择，还表明了他们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切理解。如何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实现共同富裕？建造一座什么样的桥，从此岸走向彼岸？“共产风”刮不得，“大锅饭”行不通。新绛的回答是：通过先富带后富，共同发展。
新绛人靠理论指导实践，又用实践证明和充实理论。新绛人的行动融汇着他们的口号：“让先富的人心里踏实，让仍穷的人充满希望”；“不杀富济贫，不强行摊派”；“把投资变成乐事”；“创一业则泽后世，兴一利则富万民”；“先富起来光荣，带头投资光荣，先富带后富更光荣”。
二
孙振民比孙锁来更有气魄。他先是利用靠近县城的地利，带领大家共同投资６００万元，建起“汾河湾市场”，建筑面积１１６００平方米，今年成交额可突破４亿元，利税总额１０００多万元。接着又投资８００万元，建起建筑面积１７０００平方米的“绛州商城”。村里的人单是从这两个项目中就可以收入２００多万元。
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孙振民把那双种地的手从地产伸展到基础设施。今年他联络起七户农民，计划投资１２００万元，建一座“汾河大桥”。
人们多是把这类故事同外商相连，新绛也曾如法炮制，政策比沿海还优惠。偏没人来。可土生土长的孙振民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事情居然成了，比找外商来得痛快。
孙振民做成这些事情，又简单又不简单。简单就是政府放手让他干。支持他干，一路绿灯为他开；不简单是新绛县的主要领导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新绛这样的地区，要想加快发展经济，尽快从共同发展走向共同富裕，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更迫切，更有效。“给了那么多的优惠政策给外商，为什么不能给一些自己的农民呢？”县委书记吴敬尧这样对我们说。
在新绛，对内开放表现为经济活动中全方位的松动、搞活和放开。用更通俗的话说，把带头投资和敢于投资的农民，当“外商”对待。为了支持孙振民和其他几户农民建桥，县里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并以县政府办公会议纪要形式，立下“白纸黑字”，让建桥者吃下“定心丸”：费用、税收尽量酌减，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负担，杜绝任何摊派。收费期满投资款仍不能收回，政府从财政中一次性补足。
我们翻阅了相关的县委、县政府文件。建商场，投资者以获得摊位的使用权作为回报，摊位还可以出租、转让、继承；修路，有钱的出钱入股，无钱的出力，然后把劳务折算成股份，不白投资也不白干；打井修渠，修排灌站，谁出资，谁所有，谁收费，优惠政策多达八条；修三四十公里长的汾河大坝，政府投资不足，鼓励先富者自己买拖拉机、推土机，同时把土方承包给他们；上工业项目，更是八仙过海。经营范围，管理办法，税收政策，资金供应，尽量方便。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白纸黑字和红头文件，换来的是全县人民的信赖和投资。１９９３年以来，新绛先后吸引本县群众各类投资３．４７亿元，投工４３９０万个，其中先富农民资金投放２．７６亿元，占８０％。他们投资３０００多万元建了十个专业市场，投资５５４万元建了３３０眼股份井，投资２７６０万元发展节水灌溉、渗灌面积近１８万亩，投资７０００多万元发展蔬菜７万亩，投资６０００多万元新修公路，６０００多万元新建洗煤、炼焦、炼铁企业３０多个。而在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两年时间里，来自中央、省、县和外商的投资，一共才有３５５６万元。
三
新绛被空前地激活了。
人，活了起来；资金，活了起来；市场，活了起来。当这一切构成一种人人渴求发展，人人努力发展，人人能够发展的氛围时，新绛的未来开始变得清晰可辨。
张勤良是新绛一个普通的菜农。他进城当了近１５年工人，终于在工厂停产后返归农土。他用全家１０年积蓄的一万元，盖起一亩大棚。第一年就赚了１．５万元。我们猫腰走进两道土门，便伸展在一片青翠之中。阳光钻进大棚，暖融融一片。张勤良蹲在地上，向我们细细演示如何把毛茸茸的黄瓜秧嫁接到毛茸茸的南瓜秧上。他说这是从山东寿光学来的日本最新技术，黄瓜根系发达，可以生长１１个月，一亩最多可产１．５万公斤。
蔬菜业兴起，昭示着新绛农业的未来。到目前，新绛有蔬菜专业村７２个，总产３．５亿公斤，总收入２．３亿元。仅此一项，全县每个农民便可增收四五百元。
新绛还有手工业和经商传统。春秋时曾为晋都。唐为“六大雄城”之一。宋明商贾云集。正是傍着这块厚土，在众多的农区因缺乏资源、工业发展缓慢普遍苦恼时，新绛却舞着市场的魔棒，左右逢源。除了蔬菜加工业外，目前，新绛已经形成工业钻石加工、织袜、皮衣加工、工艺家具、冶炼五大主导产业。
令人新奇的是，新绛的工厂，绝大多数也是“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不同的是，不是国外，而是县外，省外。织袜业：袜机１２００台，年产袜子３亿双，利润４５００万元，号称全国最大的织袜生产基地；工业钻石加工：１４００多个专业户，产值超亿，也是全国最大的加工基地；皮件加工：全年２０万件，产值６０００万元。
尽管新绛的这些产业仍处在技术粗放阶段，但是她展示的却是一个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生动而又必然的过程。“富余”的农民有活干了，特定的市场空间有人填补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血液——资金，一分钱一分钱地开始集聚、积累并且日益膨胀了。更重要的是，人们正在市场、在利润的驱动下，追逐“高级”：皮夹克开始挤进太原一流的商厦，袜机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厂房，农家电脑开始储藏有关钻石加工的配方……
四
在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大旗下，先富的人们和后富的人们汇拥在一起，成了整个新绛经济投资、发展的主角。市场是舞台。政府呢，是搭台者，是导演。
新绛县委书记吴敬尧和他的同事们是近两三年该县所发生的一切的“始作俑者”。１９９３年７月，吴敬尧在中村北村召开了三级干部会，正式提出先富带后富的口号；一系列相关的文件迅速出台；１００多名工作队员被派进了村组；对干部的任用实行选举、推荐的办法；带队去山东学习种菜；组织村支书在县内参观；找干部集资修路；要求农民多干劳务工；组织义务劳动；大胆地把一些先富带后富的能人提拔到乡村领导岗位，在政治上高度信任他们。
新绛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在经济发展中的这种角色和作用，正好印证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一旦选择了一条为老百姓拥护、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思路，政府就能够利用所特有的政治优势和组织力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速度、质量，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新绛县的领导们当然没把自己的作用局限在此。在他们看来，政府还必须以更实际的举动融进经济。吴敬尧和他的同事也抓项目，也跑北京、太原，也盯着计委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但是，这一切的工作，都是努力为民间、为当地营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办民间办不了、或办起来困难很大、成本很高的事情。
吴敬尧们没白干。投资环境改善了，农民们的腰包鼓了，县政府的腰包也鼓了。１９９２年，新绛财政收入只有１８００万元，去年达３６００万元，今年可达５０００万元。
最近，山西省委专门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学习新绛县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的经验。
“穿过记忆的回廊，
便是不落的春华，
我眼中的双泉不印月色，
只印那行思恋——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
这是我们在一名先富者家中抄下的一首小诗。新绛人，正在先富带后富、共同发展的浪潮的推涌下，迈着自己的特有的步伐，走向新的世纪。